“一带一路”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之中，体现理念、价值观和文化魅力的特色。要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各国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发展自主权、主动权，加强贸易投资政策沟通，特别是贸易规则与标准的沟通磋商，不搞“一言堂”、不搞霸权和以强凌弱，不能只强调自身利益而损害伙伴利益，强调发展家的发展利益优先地位。“一带一路”经贸活动各领域、各方面规则与标准制定都要体现以上价值观和原则，包括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各种金融组织机构。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发展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未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亚洲金融合作银行中，都将既借鉴国际通行标准和惯例，又排除过去国际金融体系以政治因素绑架经济融资的方式，制定和运行符合自己需要的一套富有文化、特色的投融资标准体系，实现与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融资标准兼容相通，又高效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要防止一些食洋不化的学者，照搬美国模式，引导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向美国靠拢，把我国规则和标准体系导向美国模式或体系上去，失去自我独立思考和特色的创新能力。我们要科学评判美国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吸收和利用其中具有推动经济发展进步的内容，抛弃其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负面因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作为与美国力推的ＴＰＰ协定谈判的贸易规则相对应，领导的“一带一路”合作组织要根据国际环境、条件和发展阶段要求，形成符合自身需要的、动态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要把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促进全球经济秩序变革、进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和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更加包容的战略工具，高度重视在“一带一路”章程和规则制定中体现特色的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希望消除由发达国家把持和制定的贸易投资规则中损害发展家利益的条款，补充没有体现和顾及发展家利益诉求的内容，取消过分强调发达国家利益要求的内容，达到各国无论强弱、大小、发展水平高低都能够从全球贸易投资中均衡获益，体现规则的公平正义，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目标。反对任何形式的“反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不搞分裂全球贸易体系的排他集团，促进和平、开放、合作和公平与正义，绝不会走国强必霸、赢者通吃的老路。

　　在制定国际规则上既要与美国合作，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为世界制定规则，又要体现独立性和特色，不搞中美寡头共治，要与发展家、金砖国家、２０国集团共同商讨可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规则。要从过去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自己，到今天要转变角色，为世界经济发展主动负起更大责任，要领导好、制定好适合“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成功运作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通过主导或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把体现价值观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推向亚洲，走向世界，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博弈，引领和完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让世界各国伙伴们选择，分享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全球经济秩序治理的公共产品，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除了构建适应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贸易规则体系之外，同时还要构建适应不同层次需要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未来的世界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出现多种适合不同层次发展需要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并存的格局。

　　（一）需要构建适应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兼容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

　　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构建应有全局意识和前瞻性思维，全面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谈判（金中夏等，２０１４）。要沉着应对美、欧、日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挑战，构建适应不同层次需要的体系。面对美国与欧盟之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国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推出的高水平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需要主动适应，加紧国内改革与开放进程，优先向内资开放，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广应用范围，自觉总结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签署和落实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经验，设计出未来与一流发达国家开展双边或区域经贸合作的较高层次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早日为对接做好准备。

　　目前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进展较快。在中美没有双边投资协定时期，美国大规模资本已经进入和占领市场，我国资本现在进入美国市场却受到各种壁垒的阻碍，似乎我国更加被动。我国对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既太过重视，又太过急躁，这种情况下更要慎重，不要急于达成以美国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为版本的不平等双边投资协定，不设最后谈判期限。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一份公平合理和双方利害关系平衡的协议。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达成对我不利的不平等协定对我国未来服务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危害性，加快国家安全法和非政府组织法立法，修订完善外商投资法。要掌握谈判和签署协定的主动权，尽可能把反映利益要求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纳入协定之中，反对单方面针对的国有企业“竞争中性”规则，抵制对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侵犯经济管理主权的条款。

　　（二）要构建适应不同区域组织机体发展需要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

　　要做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安排，加快区域经济综合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赋予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更大的国际经贸合作功能，争取在不同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赵春明、赵远芳，２０１４），提出适应不同经贸合作组织发展需要的具有特色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并且体现和落实到参与的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协议中，建立起特色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我国要根据具体组织协定需要制定具体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不能把一套体系生搬硬套到所有自由贸易区和区域经贸合作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