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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岛还是荒岛: 岛屿离岸金融中心的福利效应分析(上篇)(2)

时间:2015-10-13 09:24 点击:
其次,部分学者持有相反观点,强调IOFCs的税收竞争会带来福利损失。由于IOFCs常被视为从其他经济实体攫取税收和其他收益,是依靠税收欺诈和洗钱繁荣起来的寄生物,Hampton(1996)认为正是离岸避税港信息的不透明造成
  其次,部分学者持有相反观点,强调IOFCs的税收竞争会带来福利损失。由于IOFCs常被视为从其他经济实体攫取税收和其他收益,是依靠税收欺诈和洗钱繁荣起来的寄生物,Hampton(1996)认为正是离岸避税港信息的不透明造成了潜在投资争议和公司造假行为的滋生,离岸区域的存在增加了全球化和在岸腐败之间的协同效应。Cobb(2009)关注了IOFCs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和金融体系产生的腐蚀作用。PremSikka(2009)则将离岸中心的零税收或低税率与严格的匿名制度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促成了资本在全世界的快速流动,从而产生了税收规避、洗钱、资本外逃、放松管制、经济波动等不良后果,进而引发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通过推动所在国国内资本以各种渠道外逃,之后又流回所在国境内,对所在国货币造成升值压力,严重干扰了经济的正常运行,从而降低了社会福利。
  再次,由于避税天堂并非全都隐匿着罪恶,它们也能被合法使用,如税收筹划,因此部分学者讨论了关于从税收条约中获得的福利增加,从而产生了一些折衷观点。Slemrod和Yitzhaki(2000)认为人们利用IOFCs减轻税务负担应当被视为公民的合法权利。Hines(2004)则理性地指出,不管是指责IOFCs所取得的财富是牺牲了其他主权国家的利益,还是IOFCs激发了更多的投资和经济活动,我们很难得出税收的多样性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更加难以评估出IOFCs金融活动的经济效果。Sun(2008)发现资本流入离岸金融中心主要原因是灵活的规则、良好的监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所致,“对离岸金融中心在偷税和洗钱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的批评有些过分了”。
  2.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对离岸金融中心的实证研究佐证了离岸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①,但对福利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实证分析更是寥寥无几。仅有苏立峰和潘英丽(2009)利用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国际金融中心及其所在国家的大量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金融中心演进水平与东道国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业的发展会对东道国的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国家财政收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而证券业的发展对东道国福利水平的效应不明显,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对降低东道国失业率也没有作用。本又选取多个IOFCs跨度10年以上的面板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然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三、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假设岛屿离岸金融的发展能够增进岛屿经济的福利水平,这样假设的原因在于IOFCs的形成演进过程实际上是金融活动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尽管在理论上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孰因孰果的关系尚存争论,但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基本上得到了公认。从宏观层面来看,金融通过动员储蓄、优化资本配置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引起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从微观层面来讲,金融增长通过向经济体提供服务实现金融效应,功能良好的金融体系总是能够向社会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如资金融通、财富增值、交易媒介等,以此促进生产和交换,从而增进福利水平。
  2.研究对象
  在分析IOFCs福利效应的样本选取上,我们从世界上数十个IOFCs里选取了巴哈马、中国香港、巴巴多斯、新加坡、塞浦路斯、毛里求斯、巴林、巴拿马和马耳他共9个典型的IOFCs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这些中心的地位举足轻重,广泛地影响了区域经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多年来经营稳健,已经跃居世界金融中心的顶级位置①,在国际金融市场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塞浦路斯、毛里求斯和巴哈马的排名均位于世界十大离岸金融中心之列②。其次,9个样本具有明显的地域代表性。其中既有来自传统离岸业务盛行的美洲加勒比地区(巴哈马和巴巴多斯),也有镶嵌于地中海并能够代表欧洲新兴业务的后起之秀(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既有来自看似遥远贫穷的非洲(毛里求斯),更有来自亚太地区、未来“中岸”崛起区域的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盛产石油的中东的巴林。
  3.指标选取
  本研究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角度选取离岸金融发展指标作为自变量,一是从资本市场体系计量的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oordinatedportfolioInvestmentSurvey,CPIS);另一个是从银行体系考察IOFCs金融发展的外部贷款(ExternalLoans)。9个离岸金融中心跨度为12年的年度数据(2001~2012年)构成了面板数据。
  (1)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
  国际社会在2000年对离岸金融中心进行评估时,IMF专家Zorome提出了衡量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程度的权威方法。他认为离岸金融中心主要提供国际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净出口与该中心GDP的比值可以反映其离岸金融发展程度,这个数值越大,金融服务越发达,但现实中金融服务的净出口数据难以统计和获取,往往选用资产组合或国际投资头寸等数据作为替代。由IMF力推的CPIS是一个经济体持有的组合证券投资资产头寸,它们以权益、长期和短期债务形式存在于经济体之间,是一套从“一方”到“另一方”经济体的详细双边数据指标。由于资本的跨境流动会引起相应国家或地区资产负债头寸的变化,这些交易所造成的资产头寸就是CPIS。作为日常跨境交易的一部分,离岸金融中心拥有大量合法注册的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它们代替境外客户持有并管理着巨大的证券资产、交易非居民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即由非居民发行并由居民持有的资产。离岸金融中心拥有CPIS的数额越高就表明该司法管辖区出口的国际金融服务量越大,离岸金融业务也就越发达。
  (2)外部贷款(ExternalLoans)
  另一个表达IOFCs离岸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是从银行体系选取的IOFCs的外部贷款。由于IMF将离岸金融中心定义为“其银行或其他机构为非本国居民提供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吸收非本国居民资金和借贷给非本国居民,形式包括贷款给企业、其他金融机构、其他地区银行和市场参与者,也可以吸收个人存款,投资到其他地区的金融市场”,则IOFCs的金融机构发放给“非本国居民”的贷款均属于该范畴,鉴于银行贷款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其数量的多寡必然直接反映了离岸金融业务的发达程度,由此构成了IOFCs提供国际金融服务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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