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潘天寿的中国画教学体系是现代中国画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徐悲鸿的教学体系一起，形成目前中国画的发展基础。他的教学体系充满着文人画精神，本文从潘天寿的教学方案出发，探讨了潘天寿教学体系中存在的文人画倾向。

　　【关键词】潘天寿；中国画教学体系；文人画

　　潘天寿，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国画家，也是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他的美术教育思想对现代的艺术教育，尤其是对中国画教育具有承接传统和开拓创新的意义。潘天寿反复强调：“中国绘画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中国绘画如果画的同西洋绘画差不多，实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消。”又说：“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他喜用的两方印的印文反映了潘天寿的美术精神和他追求的美术理想——“一味霸悍”、和“强其骨”。与当时整个中国画画坛的柔靡之风、缺乏新意针锋相对，有效地响应和发展了金石画派的雄健奇伟的精神。“中西必须拉开距离”和振兴民族精神的思想一直在他的美术教育中实践着。

　　学习中国画的途径，潘天寿认为应当：“（一）、从事中国画技术基础的锻炼；（二）、注意诗书书法金石之辅助；（三）、骈考画史、画理、及古书画之鉴赏；最后的重点，在品德与胸襟的修养。”鉴于此，教学方案的拟定比较突出地显现了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他制定的教学方案主要有两个时期：

　　1939年，国立艺术院美术系的教学方案是：第一年：学习国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兼习山水、花鸟、人物；第二、三年：分为山水和花鸟两个教室上课。“第一步应该临摹，深入进去了，再结合写生，发展创新……”。要求学生背诗词、学书法、练笔墨，学习绘画史。其基本思路就是按照国画传统中所要求的“诗书画印”齐备的标准进行教学方案的拟定。

　　到了50年代，他又进行了部分教学上的改革。实行：“山水、花鸟、人物分科教学；设立书法篆刻专业；收集藏画图书资料；培养年轻师资；开设全面课程，包括文学，诗词题跋、绘画史论等；强调从临摹入手，以线造型……”，试图全面把握中国画的教学规律。

　　中国画的传统教学方式注重师徒传授，教学规模小，学习周期长，教学效果不明显。这样的教学模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艺术作品的需求。到了宋代，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画院体系使绘画教学形成规模化、标准化，出现了具体可操作的培养模式和考核机制，促就画学中兴。据《画继》卷一记载，徽宗时，“益兴画学，教育众工”。不仅实行全国招生，招生考试分为士流、杂流两科，考试内容分为经义和画艺。经义考核为“士流学员各试本经义两道，或《论语》、《孟子》义；杂流学员则试小经（《易》、《尚书》、《庄子》等）三道，或读律三板。”成绩由太学评定。画艺考核设色画，成绩由画学评定。凡文理俱通、画尚形似者为优秀，准予入学，入学后进行系统训练，仍然还是分为士流、杂流，教授内容有文化、书法、经义、画艺等，要求学生学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文化课程。还经常聘请一些文人画家给画院的学生教授理论课。专业课则讲究临摹与写生创作相结合，考核标准是“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院画画家。

　　潘天寿以中西必须拉开距离的立足点开展实行的美术教育，与宋徽宗的画学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除了技术外，两者都重视对学生文化修养的培养，文学学习和书法训练是绘画教学的必要环节。广闻博览，临习古人绘画作品实践教学的重要步骤，与文人画家的交流是绘画教学的拓展延伸。时代变化，两者的教学背景有明显的差异。宋徽宗时，主流画坛在他主导的审美标准上选择了道法自然，笔韵高简的格调，追求一种自然、雅致的美。潘天寿时期，特殊的时代要求他选择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强调强健、雄奇的美。五四时期的中国画衰败论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的画家们，徐悲鸿等人直接从西方取来现实主义用于挽救被视为衰败的中国画。而潘天寿等人则认为中国画的复兴依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求答案。这种文化上的民族振兴要求从传统文化的学习开始。依照潘天寿的中国画教学体系的轻重秩序排列，排第一位是人品；第二位是修养；第三位是笔墨；最后才是捉形。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曾认为：“首重精神，不贵形式”。与潘天寿教学理念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文人画理论中最重视的不是造型问题，而是其中体现出的文人精神，著名的苏轼“论画以相似，见与儿童邻”论奠定了文人画的基调不以形似见长。所谓文人画，是一种追求笔墨情趣，强调神韵，重视文学、书法修养，所见为“为其意气所到”的绘画形式。陈衡恪在解释文人画时讲也认为“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所以，在《文人画之价值》中又说“故形式有所欠缺，而精神优美者，仍不失为文人画”。潘天寿试图从中国文化中找到的文化复兴之路的源头就是文人画之精神，所以，他的教学体系中大量设置了文学、书法、篆刻等课程，而造型已经放到了最后的位置。

　　实际的教学效果如何，可以从两个不同的美术教学体系中看到。一个是徐悲鸿的教学体系，一个是潘天寿的教学体系，他们分别形成了京派和浙派。京派以徐悲鸿的教育体系为支撑，呈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彻底贯彻在京派风格中，是“中西调和”的产物，代表画家有蒋兆和、叶浅予、周思聪、杨之光等，教育阵地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代表。而浙派以潘天寿的的美术教育为指导，注重传统文化和创新的结合，潘天寿主张：“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技法，从风格到意趣都要创新。”形成了有传统功夫，讲究笔墨韵味，追求新意的浙派特点，代表画家有方增先、周昌谷、吴山明等，教育阵地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京派多法度、讲气势，重分量；浙派多趣味、重秀润、笔墨效果淋漓。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潘天寿的教学体系是文人画的学院式教学实践，上承宋徽宗的画院教学体系，下开中国画教学新路。不管这条路如何艰难，毕竟是对中国画教学的重要尝试，并且这种尝试也取得可喜的成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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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徐建融.中国画教学研究[J].国画家，2004（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