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外部资源价格冲击对各工业部门产出的影响。

　　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不同，煤炭和石油等能源部门的产出增加，而化学工业和制造业的产出减少。煤炭和石油加工部门产出先上升后下降，作为上游部门，它们具有转移成本的能力，同时石油价格传导也存在一定的时滞。另外，煤炭作为石油能源的替代品，能从原油价格上升中获取短期利益，体现为产出的短期上升。各部门大多是下游部门，原油价格上涨造成成本提高，产出曲线左移，因此产出对原油价格的上涨冲击呈现出负向反应。具体而言，煤炭开采部门产出先升后降，滞后１期产出增长率为１．９％，滞后２期为０．７９％，此后逐步下降，至滞后５期最低降至－２．１％，随后稳步回升到０。可见，煤炭业能从原油价格上升中获取短期收益，但较为有限。当煤炭价格随着原油同步上涨后，煤炭市场的需求也会下降，导致部门产出增长率反而变为负值。石油开采加工业产出增长率在冲击后小幅度上升，而后迅速恢复至平稳状态。化工部门和机械制造业产出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医药、化学纤维、橡胶制品等化工部门产出增长率最大降幅分别达２．３％、２．０％、２．２％、２．３％和２．７％。可见，对石油依赖程度较高的化学工业，最容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

　　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对能源和金属矿采选类部门的产出具有正面影响，其中黑色、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在滞后２期后产出增长率分别上升３．３％和２．４％。除部分与原材料不相关的部门如服装制造业、皮革制品业和纺织业以及医药制造业等反应不显著外，其余中下游部门的产出对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均具有负向反应。机械制造部门产出对外部冲击反应迅速，滞后１期就达到最大降幅。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冲击下，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在滞后１期产出增长率分别下降２．５％、２．０％和０．４０％。相对而言，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反应不显著，下降了１．７％。受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冲击，这四个部门产出增长率分别下降了２．３％、０．７４％、４．１％和０．７６％。国际工业原材料对机械制造部门的价格输入影响要强于国际油价的影响，这与机械制造部门是工业原材料的直接下游产业相关。两者的冲击均使机械制造部门的产出下降，这时因为：机械制造部门处在产业链下游，在产能过剩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无法仅仅依靠提高产品价格来转移生产成本压力，还需要通过减少产出来对应外部冲击。

　　四、外部资源价格冲击的主要传导路径

　　前文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描绘了外生变量的一单位标准差扰动对整个ＧＶＡＲ系统各部门的影响，这是一种绝对效果的考察。然而，为了分析每个冲击对各部门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以此评价不同冲击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厘清工业部门的内生通胀关联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我们还需要借助广义预测方差分解方法（ＧＦＥＶＤｓ）。本文运用ＧＶＡＲ模型对各工业部门ＰＰＩ进行一个单位标准差模拟冲击，然后用广义预测方差分解展示国际油价和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对各部门ＰＰＩ的贡献度，进而厘清外部价格冲击影响工业部门的传导途径。

　　国际油价和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对各部门ＰＰＩ的贡献度不尽相同，两类冲击对石化和冶金部门价格波动的贡献率较高。国际油价对石油开采业ＰＰＩ第一期的贡献率高达５２．７％，对石油开采和化学原料及制品业ＰＰＩ的贡献率也分别达到３０．３％和２７．５％。而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则对金属类开采和冶炼业的贡献率较高且较为稳定，３６期后对黑色、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业的贡献率均大于１５％。而在机械制造业，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除了对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贡献率较高外，对其余行业的贡献率均小于１０％。机械制造业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明显要小于石化和冶金部门。

　　根据外部资源价格冲击对各部门ＰＰＩ预测方差贡献的排序，我们可以发现冲击的传导路径。国际油价冲击对石油开采（０７）、石油加工（２５）、化学原料及制品业（２６）、化学纤维业（２８）、塑料制品业（３０）、通用设备制造业（３５）和专用设备制造业（３６）的ＰＰＩ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第１期分别为５２．７％、３０．３％、２７．５％、１４．５％、１１．５％、６．０％和１．５％，第３６期分别为２２．３％、１５．９％、１５．８％、１３．９％、８．６％、５．０％和５．３％。国际油价冲击对各部门ＰＰＩ的贡献率按大小排序，形成国际油价波动的传导路径：首先影响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和化学工业等上游部门，然后再随价值链转移到下游的制造业等部门。上游这些部门对原油有较强的依赖性和较高的直接消耗，致使其价格和产出随国际油价的变化而波动较大；而在下游部门，由于原油和原材料所占成本比重不断下降，再加上不灵活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和过度竞争的制造业市场环境，下游产品的价格上涨速度明显低于上游，其产出的波动幅度也低于上游。

　　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对金属采选业（０８、０９）、金属冶炼业（３２、３３）、金属制品业（３４）、通用设备制造业（３５）和专用设备制造业（３６）等部门ＰＰＩ的贡献率亦呈下降趋势，第１期分别为４９．６％、４８．２％、１４．３％、４．６％和１．０％，第３６期分别为５０．７％、３７．９％、１１．５％、１０．６％和８．７％；这表明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波动的传导路径为：先影响上游的金属开采、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然后再传导到下游的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等部门。很多工业原材料产品尤其是矿物产品的投资周期很长，在短期内厂商对其需求刚性较强，再加上我国工业原材料具有较大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国际工业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很快就由上游传导至下游，且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使得机械工业（装备制造业）、汽车和船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制造业的价格上涨而产出下降。总之，外部原油价格和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冲击对我国工业部门ＰＰＩ的影响有两条传导路径，且在各自路径中冲击影响的减弱速度不同。

　　五、稳健性检验

　　构建一个反映经济系统内个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加权权重矩阵，对ＧＶＡＲ模型的实证结论有重要影响。现有基于ＧＶＡ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往往是考虑变换关联权重（如Ｍａｕｒｏ等，２００７；Ｅｉｃｋｍｅｉｅｒ和Ｎｇ，２０１５）。本文使用的工业部门关联权重是根据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基本流量表计算所得，反映的是工业部门之间的需求影响关系，无法体现部门间的供给影响关系。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使用固定不变的需求关联权重所得到的结论可能会有偏差。为此，本文使用两种不同方法计算工业部门的关联权重，重新构建ＧＶＡＲ模型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第一种方法是使用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基本流量表重新计算权重，借助不同年度的投入产出关系表示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二种方法是使用部门供给关联权重。通过基本流量表计算得到的关联权重反映的是各部门间的中间需求关系，而使用完全消耗系数表可以计算得到各部门间的供给关系。每个完全消耗系数ｂｉｊ表示生产单位ｊ的工业产品对工业产品ｉ的直接消耗量与间接消耗量之和。矩阵的每一行ｉ则表示生产其他工业产品对工业部门ｉ的完全需求量，即反映工业部门ｉ对其他产业的供给关系，通过计算ｗ′ｉｊ＝ｂｉｊ／ΣＮｊ≠ｉｂｉｊ，可反映部门ｊ对部门ｉ的供给关联强度。

　　通过以上两种不同的部门关联权重对模型进行重新构建后，对各个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发现使用２００２年基本流量表时，除了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３个部门的模型变量无协整关系外，其他部门均有协整关系；而使用２００７年完全消耗系数表时，有４个部门无协整关系，分别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对各部门的外部变量进行弱外生性检验，发现两种新权重构造的模型均只有少数变量不符合弱外生性假设。广义脉冲响应和广义预测方差分解的结果略有差异，但基本结论不变，即原油价格冲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和基础原材料部门，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的影响集中于冶金和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上，这两类的外部价格冲击均无第二轮通胀效应。这表明本文的分析结论具有稳健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造了一个包含３３个工业部门的ＧＶＡＲ模型，借助广义脉冲响应和广义预测方差分解的方法，研究国际资源价格冲击对我国各工业部门价格和产出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主要发现：（１）国际原油价格和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对我国工业部门的影响有两条沿着产业链的单向传导路径，且价格冲击影响逐步减弱。原油价格冲击的影响集中在能源、化工和基础原材料部门，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的影响集中于冶金和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由于ＧＶＡＲ模型为对称模型，因此同等程度的资源价格下跌冲击与价格上涨冲击的影响具有同样的效果。（２）外部资源价格冲击对各部门核心ＰＰＩ均无显著影响。虽然国际原油和工业原材料价格上升会引起短暂的部门通货膨胀，但对各部门核心ＰＰＩ的影响较为温和，这种短期的输入型通胀不会影响各工业部门价格的中长期趋势，即不存在第二轮通货膨胀效应。２０１４年以来，以国际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带动国内ＰＰＩ连续３４个月为负，从而带来输入性通缩的隐忧；但是我们发现ＣＰＩ全年仍然保持在２％左右，特别是以非食品价格衡量的核心ＣＰＩ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仍然上涨１．５％。这表明尽管ＰＰＩ受到国际油价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连续下跌的影响，但是这种外部冲击并没有产生第二轮效应。（３）两种外部冲击存在一种特定的价格传导路径。国际油价波动的传导路径为：首先影响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和化学工业等上游部门，然后再随价值链转移到下游的制造业等部门。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波动的传导路径为：先影响上游的金属开采、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然后再传导到下游的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等部门。采用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２００２年需求关联权重以及供给关联权重重新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防范外部资源价格冲击风险的政策建议如下：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资源大国向资源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在金融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作为国际期货市场的新现象，应当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对资源依赖型的化工等工业部门，虽然外部冲击在沿着产业链向下传导的过程中影响力逐渐减弱，但在对原油和工业原材料需求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应高度关注这类工业行业所受影响，谨防输入型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风险。上游部门受外部冲击影响相对较大，为了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可行的途径是降低对石油和工业原材料的依赖程度，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率，从而减少对石油和工业原材料的消耗。而对下游部门，则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企业并购与重组。

　　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是国际资源市场竞争的核心。从商品期货市场来看，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能源衍生品，我国尚未完善相关产品种类，而且在能源金融产品运作方面的经验也极度匮乏。因此，政府加快发展商品期货市场，进行能源金融创新，提高价格承受能力，逐步参与国际市场定价，已刻不容缓。我国要想获得国际原油定价的参与权，必须利用好原油期货这一国际原油主要定价工具。在加快推出原油期货的基础上，政府逐步增加电力和煤炭等能源类期货合约，丰富能源衍生品的交易种类，实现与国际接轨，并结合实际国情，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同时推出与产品配套的相关衍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