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与道德的关系上，韩非批判儒家所称的仁义、忠孝等观点，认为这些观念会影响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削弱君王的威严。在治国上，韩非坚持以法治国，以德辅之，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绝不能单单依靠道德的力量，道德不能解决已然发生的诸多事情，因而必须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来约束臣民，使之做出利国的行为。

　　韩非认为“德”包涵两层含义，一是具体化意义的“德”，即“德”意味着奖赏和恩惠，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德”是抽象化了的概念，即“德”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国家发展的趋势状态。在韩非看来，德治主要用在奖赏方面。“德”与“法”均是治国的方法手段，“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28。以法治国并以德辅之，是韩非的主要治国理念。

　　2.2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不得不说，韩非的人性恶论影响了他诸多的治国观念，由于他对人性未抱有任何善的幻想，导致他不相信仅仅依靠道德就可以教育民众，特别是对于本身没有道德觉悟的人更是不会发挥效果，只有法治教育才会产生现实的效果。即使是在家庭教育中，法的功效也是不可磨灭的。

　　法治是治国的工具，君主统率一国不仅仅需要工具，还需要治国的人才，韩非认为各级官吏是协助君主的好帮手，同时对官吏应有的道德素质提出了要求。官吏要廉洁公正，“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29” 各级官吏执法要严，应不畏权势，不避权贵。如果官吏可以做到秉公守法，廉洁自律，那么国家就能被治理的秩序井然，“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30 ”同时，韩非主张官吏应是法术之士，具备相应的道德品行修养，以“公义”为宗旨，“去私心行公义”31。“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32。还要有变故革新的精神，能明察与实干，“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33。只要以全体官吏为师，就能够使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广泛深入到民间，使广大民众都能够接受法治与道德方面的教育，从而逐步养成守法纪与讲道德的良好思想和行为习惯。

　　3.明法与重刑

　　3.1明法

　　明法是为了做到令行禁止，而想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就必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常说的立法为本，和“明法”是一样的道理，只有明确、科学、具体的法律并且业已公之于众，才有遵守并执行它的可能性。“法莫如显”，法律一定要公开。

　　谈到“明法”，韩非主张“明法”需遵守一定的原则，即制定的法必须是切合实际的，法需合于公正才能得民心、顺民意，谈到如何制定合理的法，就不得不与之前说到的法的特征相联系。首先，法需客观公正，立法时应放弃君主主观的喜、怒、爱、恶、智，而力求合乎客观天理，看到这我们会以为韩非终于暂时割舍了“君主为大、帝王为尊”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韩非还主张，立法具有专属性，只有君主才享有立法权，其他任何人都不得觊觎，立法应当求功而不求全，因为世上不存在没有副作用的法。

　　3.2重刑

　　韩非的法治观中着重强调了刑治的重要性，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可能会因为利欲熏心而利令智昏，因而提出了以刑止刑的办法。“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34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重刑案例。韩非认为，“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35民众容易犯小的过错，但小的过错也很容易改掉，只要在犯错的时候给予严惩，即可起到警示的作用，从而减少再次犯错的可能性。韩非还有一个很独特的观点，他认为重刑出道德，施以重刑可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因而，施行重刑，对维护社会安定至关重要，并且能够纯净社会风气。

　　四、对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

　　1.历史的局限性

　　回顾几千年的法家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其思想的光芒熠熠生辉，但由于时代及其他因素的局限性，韩非子的思想中仍充斥着不少落后消极的内容。下面仅列三点以示说明。

　　1.1人主独擅

　　马作武曾对法家思想有此评价，“后世论者大都认为法家主张'法治'，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法治'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乃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法家所谓的'法治'尚未得法治真谛的皮毛。所谓法家的'法治'，充其量不过是一整套构建君主个人集权专制的制度与手段，是最大、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人治。中国古代的所谓'法治主义'其实是专制主义的别称，其'法治'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专制理论的基石。36”虽然他的观点夸大了法家思想的缺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法家思想中，维护君主专权是永恒的主题，作为法家主要代表的韩非子，这一点表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韩非认为君主统治一切，主宰一切，享有绝对的专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要独断专行，不与他人分享权势，甚至不能与臣下分议政权，韩非子强调“势”，主张君主“独擅”。 这与为今我们倡导的平等、民主的法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其实，韩非一直回避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君主犯罪了，又如何处理呢？张伟仁就从此处入手37，认为法家的思想远远没有实现其原本预期的效果。至于君主，由于其是“生法者”，又是最高的司法者，若其犯罪谁又能处罚他呢？又凭什么去处罚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