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公民新闻对议程设置的影响。所有的大众传媒都在执行着自己的“守门人”职能,通过议程设置筛选公共辩论的主题和程序,选择适合该议程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公民新闻中，传、受众之间不仅是简单的反馈与交流，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协作，传、受众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可辨，受众可以自主提供公共辩论的主题，一经提出，辩论程序、嘉宾和现场观众等均不可控。可以说，网络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议程设置”。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的议程是：传播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往往是传媒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再影响政策议程。然而在网络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就变成了：公众议程→传媒议程→政策议程。可以说，伴随着公民新闻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弱议程设置”的传播时代，媒介权力的分散化、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结构使得往日的权威机构很难再通过制造新闻事件而人为地设置议程，议程设置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不可预见的突发状况越来越多，这势必引发政府、媒体和公众适应新形势的相应努力。越来越多的政务微博的开通，正是政府在努力将议程设置纳入自身可控范围之内的积极尝试。作为媒体和公众，也在积极实践不同的公网络传播研究民新闻形式，以期在议程设置中争得更大话语权。这三者合力，毋庸置疑，将对“议程”的设置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3.公民新闻推动了媒介融合步伐的加快。由于新闻生产不再是少数媒体机构中编辑记者的专利，“多数人向多数人传播新闻”的媒体型态已隐然浮现，并促成现有传媒格局的重组，有人将这样的传播模式，称之为“合众媒体”(RepublicMedia)，例如报纸与公民新闻的融合。报纸等传统媒体纷纷开始尝试吸收或者接纳公民新闻的内容，如报纸开设公民新闻版，传统媒体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设公民新闻频道，电台、电视台大量使用非专业记者提供的音频、视频新闻等；内容上的融合势必进一步推动不同媒介形态之间融合步伐的加快：一方面，一种突破了媒介形态限制的“大新闻生产中心”已经在综合性媒体中出现。在这个中心内，新闻记者负责采集新闻信息，而分属于不同媒体形态的编辑根据自身需要对信息进行编辑加工，然后，同一新闻事件以不同的报道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媒体上。不同媒体形态的新闻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趋于融合；另一方面，这种内容的融合，进一步推动了不同媒体形态之间的合并或重组，目前，这种融合的主要方式是网络媒体版图的不断扩大和纸质媒体的逐渐萎缩。

　　（三）公民新闻对传媒生态的负效应

　　不可否认，公民新闻也对传媒生态带来了一定的负效应，影响了传媒生态的健康发展。

　　1.公民新闻与虚假新闻。不同于传统新闻的生产方式，公民新闻产生的根基是“自媒体”。在“自煤体”传播系统中,“自媒体”的交互性、自主性、去中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中编辑把关角色定位和把关行为过程。公民新闻中，普通民众通过网络、便携式通讯设备用文字、图片、视频对身边发生的突发的或新奇的事件进行“未审查,未过滤”的实时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客观性甚至伦理道德底线都由普通民众自己掌握。由于缺乏专业的训练和熏陶，普通民众对信息真伪、传播价值的判断能力与专业新闻记者有一定的差距，这就造成了公民新闻中虚假新闻较多的现象，最著名的例子是2008年10月3日，CNN旗下网站ireporter误报苹果公司CEO乔布斯病危，导致苹果市值瞬间蒸发90亿美元，后此条消息被证实是由公民新闻记者发出，而“未审查、未过滤”正是ireporter的特色和追求所在。

　　但需要指出的是，虚假新闻并不是公民新闻的“专属特性”，在专业新闻市场，依然有大量虚假新闻的存在。只是在公民新闻中，由于专业“把关”环节的缺失，虚假新闻可能更容易出现而已。

　　2.公民新闻与数字鸿沟。公民新闻的发展虽然赋予了更多的人“媒介接近权”，使他们可以有效地表达、传播自己的观点和声音；但公民新闻依然要受限于知识层次、观念和传媒工具的限制。在传统媒体时代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者等社会底层人士缺乏话语表达空间的现象在公民新闻时代依然没有改变，且有愈发严重之趋势。至今为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多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均显示，在网络普及率、网民结构和网络应用几方面来看，城乡互联网差距持续拉大，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有扩大趋势，公民新闻在反映或者表达底层声音方面依然缺乏建树；同时，近年来众多的热门公民新闻事件大多表明，公民新闻所搭建的交流对话平台并不是在异质群体之间展开，而是弱势群体或者声称公平与正义维护者所构建成戴维斯·理查德（DavisRichard）所称的“壁垒化论坛”。在这种论坛中，聚集的都是态度一致的人，而不同意见者的声音则被淹没，这有可能对探寻事件真实面目造成了巨大障碍，形成先行的“舆论审判”，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事件的进程。在这种情境下，就有可能陷入社会现有强势阶层或者强势声音愈发强势，而弱势阶层或者弱势声音日益孱弱的恶性循环。

　　三、结语

　　由于网络的普及带动的公民新闻的发展，可以说对传媒生态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社会大众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升，公民新闻对传媒生态的影响将更加深刻，但其最终是否会对传媒事业的发展、社会民主的进步起推动作用还有待继续观察。

　　参考文献：

　　1、单波、黄秦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国外社会科学》，

　　2、韩鸿：《论新媒体背景下的公民共享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

　　3、《美媒体：百姓参与制作新闻“公民新闻”不同凡响》，《新华每日电讯》,

　　4、李博:《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郑保卫、王静：《数字化对传媒生态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报纸的良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公民新闻———民主化媒体形式》,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8/82985.html,

　　8、施拉姆：《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9、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0、赵云泽、付冰清：《当下中国网络话语权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国际新闻界》，

　　11、殷俊：《自媒介与公共空间的再转型》，《国际新闻界》，

　　12、谭汪洋：《从华南虎事件看网络媒介对公共领域的重构》，《新闻爱好者（理论版）》，

　　13、胡泳：《众声喧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