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消费“制造”的商品时，的好胃口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际知名品牌纷纷看好市场的消息并不鲜见，顶级名车、名表在找到数量惊人的买家，奢侈品展会在上海、北京等地轮番上演。可是，这只是经济的一个最显眼的点——就像上海的外滩不能代表的全貌一样——不能说明国内市场的需求旺盛。这个消费群体只是少数富人，这个群体对于奢侈品行业而言可能足够大了，但国内消费指望他们拉动是不现实的。消费市场是由数量更庞大的人群构成的，而这个群体的消费力却很低。的人口是意大利的20倍，但两国消费规模总量大体相当；2004年，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5倍（以市场价格计），而家庭消费仅比印度高出2/3。

　　当我们在谈论“拉动内需”的时候，其实是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使用“需求”一词，它指的是有消费能力的需求或者说有效需求。那么，所谓“内需不足”的意思就不是人没有消费的需要，而是人太穷，没有钱。对照上面所说的，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经济的根源问题在于，相对而言，富人太富且太少，穷人太穷又太多。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说过，一个社会的消费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财富向某个数量很小的群体过度集中，而绝大多数人却陷入贫困，就会造成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量积压，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乃至爆发经济危机。目前还没有人认为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危险，但经济要想良性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是提高大多数人民的有效需求。自1990年代初至本世纪前几年的改革，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旗帜下，走过了一条财富持续集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道路，以所谓的马拉松式方式增长，即不断有人被甩出经济发展之外，成为掉队者。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的计算，1990年至2003年，城市中17%的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占城市总收入的比重从26.8%上升到37.2%，而22%的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占城市总收入的比重从14.3%下降到8.8%，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3.2倍扩大到8.4倍；在农村，有近1/4的人口获得的纯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0%以上，而22%的人口获得的纯收入所占比重不足8%，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6.67倍扩大到7.33倍；在城乡内部收入急剧分化的同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2004年上升到3.21∶1。

　　2006年末，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3年，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下降了2.4%，同期最富有的10%人群的收入增加了16%以上。分析表明，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发生在穷人身上的不仅是相对贫困，而且还有绝对贫困；贫困也不只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

　　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也被低估了。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全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约2600万。但这是建立在目前使用的贫困线概念基础上的，即年收入在637元人民币以下，这是明显低于国际通行标准的，如果调高贫困线，的贫困人口立即会剧增。

　　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执政以来，将公平提高到和效率同等重要的地位，并高倡和谐社会理念，首先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2004年以来，中央先后取消了农业税、给予农民种粮补贴，然后又开始了新农村建设的庞大工程。从统计数字上看，农民收入近几年有11%左右的增幅，但由于基数低，增长部分少，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抵消作用等，农民的生活水平短时间看不到明显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在设计之初就含有拉动内需的目的，希望通过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降低农民生活成本等吸引广大农民参与消费，进入经济循环。新农村建设正式启动不过一年多，这个目的能否实现还有待检验。

　　诚然，连续十多年的增长模式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得到扭转，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经济仍将在一个阶段内维持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经济学家林毅夫预计，到2020年，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可能会达到4.9∶1。以此看，未来十多年间能做到的，充其量是延缓财富集中化的趋势，扭转根本无从谈起。

　　如果单纯看贫富差价、基尼系数等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应该是的经济早该崩溃或处于崩溃的边缘了。现实却不是这样，这可能要归功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稳定性。但即便将绝对数量也非常庞大的贫困人群放到一边不谈，剩下的有消费能力的人群的消费需求如果完全释放，经济增长也会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要归咎于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对内需的压制作用了。

　　总体而言，经济已告别紧缺时代，即便算不上富裕地区的农民也基本上不再为生活必需品发愁。从必需品消费模式到耐用品消费模式的转换，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人们需要对未来有相对稳定的预期，才敢将当前收入与储蓄甚至是未来的收入用来消费。然而所谓“新三座大山”的压迫让老百姓心里没底，子女的教育、晚年的养老、突如其来的疾病的诊治怎样应对，都是未知数，那么理性的选择就是将必需品消费以外的节余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导致了40%左右的储蓄率。

　　较高的储蓄率，副产品之一体现为从1991年起出现存差，之后便快速增长。几届政府都困扰于国内消费能力不能充分释放导致的内需不足，朱基主政经济时期，曾在1996年2月到1998年10月连续6次下调存款利息率，后来又开征利息税，企图把钱从银行“逼”出来转化为市场上的需求，但结果未能如愿，结果是，利息的下降和储蓄的上升同时出现。

　　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不图吃利息，只是因为对未来的支出预期缺乏信心，这只能靠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才能解决。这也已经成为共识，1月25日，谢伏瞻在分析影响国内市场需求的原因时就说到：要扩大消费需求，很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推进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规范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稳定房地产的价格等，这样消费需求就会慢慢有所上升，经济才可能会增长。

　　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幅跑得更快，但用于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支出却增长得不尽如人意。据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到2006年底，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8649万人、15737万人、11187万人、10235万人和6446万人，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四个险种参保人员比上一年增长1000万人以上，工伤保险成为第四个覆盖人数超过1亿人的险种。相比13亿多的人口总数，如此的覆盖率是远远不够的，增速也是和经济发展与政府财力的增长不相称的。看另一项数据，1998年到2005年，即便养老金年均增长率是7.1%，但这在上述一系列耀眼的统计数据中也显得黯淡了。社会保障的滞后说明，过去十几年积累下来的错误的发展观还没有得到扭转。

　　让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有能力，让有消费能力的人有信心，这是转变发展模式，让内需代替投资和出口唱主角的先决条件。目标已定，且不可扭转，那么这两方面的推进就是关键了。现在，我们只能说，距离消费拉动经济的时代还有不短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