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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生成机制及实现方式

时间:2016-05-30 10:12 点击:
摘要: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从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管理到科学、合理的精细化治理,符合时代需求和社会需求。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刚性管理与柔性服务的结合,是政府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的结合,是依赖量化数字管理的工具理性和

  摘要: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从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管理到科学、合理的精细化治理,符合时代需求和社会需求。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刚性管理与柔性服务的结合,是政府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的结合,是依赖量化数字管理的工具理性和崇尚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的结合。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多元主体协同、资源统筹联动、网络服务体系、人才队伍建设和动态绩效评估。 

  关键词: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为本,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人人享有、普遍受惠的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社会治理领域,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将政府治理、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结合起来,将物质层面的利益协调与精神层面的共识凝聚结合起来;通过更合理的机制带动,将“共建”的治理过程与“共享”的治理目标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心聚力推进社会发展。因而,当前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首要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一、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生成机制 

  “精细化”治理理念却源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其提倡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创新务实的工作精神和科学高效的管理思想。这一理念经历了泰勒科学管理、戴明为质量而管理(PDCA循环)和丰田精益生产方式(TPS)三个发展阶段,并在若干年后,逐渐从企业管理向社会治理范畴深度拓展。 

  虽然“精细化”的概念被国外学者创造,但“精细化”的治理智慧和意识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如春秋时期,《道德经·第六十三章》讲到“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尚书·虞书·大禹谟》讲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等,这些都有着浓厚的“精细化”治理思想。但是,作为一个管理概念,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是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服务质量的细化对现代管理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在常规管理之上,并将常规管理引向深入的逻辑必然。 

  所谓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按照精益、准确、细致、严格的原则,以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思路,实现社会治理理念、制度、手段和技术的精细化,实现社会治理活动的全方位覆盖、全程监管、高效能运作。把握好这一内涵,要抓住几个关键:一是四字核心,即精、准、细、严;二是双重维度,既包括刚性要素——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流程再造和结构优化,也包括柔性要素——对更好更精致生活状态的倡导和人文关怀;[1]三是五项特征,即治理主体多元、治理资源集成、治理流程精密、治理手段专业和治理成本精算。由此可见,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刚性管理与柔性服务的结合,是政府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的结合,是依赖量化数字管理的工具理性和崇尚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的结合。 

  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从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管理到科学、合理的精细化治理,符合时代需求和社会需求。一是耦合机制,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了社会治理精细化,同时,社会治理精细化也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二是触发机制,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主动回应。从本质上看,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精明行政、治理思维方式的外在反应和行动逻辑。三是动力机制,诸多社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四是支撑机制,智能信息平台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物质基础。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各类社会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平台搭建,可以提升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程度,这既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在要求,更为其提供了时代优势和技术条件。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 

  长期以来,受传统管理体制和粗放式管理思维的影响,以地方政府为主要角色的社会各界习惯运用笼统的、模糊的处理方式,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社之间关系不顺、治理资源零散低效、面临信息孤岛现象、人才结构不尽匹配和绩效管理评估欠缺等,这些问题既制约了社会治理创新的实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进程。因而,必须要将精细化的理念和手段引入社会治理各领域、各环节,实现“事倍功半”向“事半功倍”的跨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提升。 

  (一)促进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协同 

  一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政府要改变传统大包大揽、职权越位等方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把精力放在研判趋势、编制规划、制订政策和统筹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方面。二要激发社会组织发展活力,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工作和管理服务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都应逐步退出并交给社会承担。三要深化居民自治,建立以民主公平为导向的居民自治机制,[2]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完善公众决策参与、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化解、志愿服务等机制,大力拓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消除参与障碍、降低参与成本,逐步打造“参与式社会治理”模式,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二)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统筹联动 

  在“资源集成”方面,要进一步打破部门分割、各自为战、资源零散、管理低效等壁垒,统筹对社会治理资源集约化再配置,系统化再整合,确保各类资源在“物理整合”的基础上实现“化学融合”,建立指挥调度机制。比如,深圳桃源街道创新了数字化、精细化的“桃源模式”,[3]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整合了四类资源:一要整合机构,通过对街道办事处具有维稳综治工作职能的综治办、维稳办、司法所、信访办(矛盾调解中心)、租赁所、总工会、安监科、计生科等科室、部门进行整合,增建了总值班室(应急指挥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配置较完整、力量较集中、运作较流畅的工作组织架构。二要整合人员,形成整体性的社会管理力量。体制内,把社区工作站、街道办各科室、执法队、派出所、武装部、武警、工青妇、两新组织等力量都纳入到社会治理的统一安排;体制外,将居委会、民兵、社工、法律工作者、辖区内非街道所属党员、公职人员、企业应急队等社会力量纳入社会治理工作队伍。初步形成党政领导、社会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人力资源队伍。三要整合信息,街道办事处将各个分离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形成了以“一格三员”为基础,以“总值班室”为平台的信息管理系统,使各类信息统一采集、集中汇总、对口上报、资源共享。四要整合流程,建立以三个中心(应急指挥中心、维稳综治中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管理、两个技术平台(数字信息、电子监控)支持的数字维稳综治工作中心工作管理模式。两个子系统独立运作,互相支持,发挥了源头预防、信息收集、快速反应(信息处理)、分级调处等集约式功能,形成了相对完善、管理顺畅、互相协调的工作体系。 

  (三)建立社会治理网络服务体系 

  一要加快构建以信息共享、动态跟踪、系统集成为突出特征的基础通用数据库,消除“信息孤岛”现象,加强社会治理信息化技术的研发运作力度,制定基础数据信息采集和储存标准,建立社会治理数据交换交互系统,推进社会治理服务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统一调度、全面覆盖、动态更新、信息共享的枢纽型、集成化的区域性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大系统。二要优化电子政务核心架构,依托电子政务和智慧城市等现代信息建设成果,拓展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实体应用范畴。调整和优化电子政务的核心架构,整合现有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和相关业务系统资源,构造电子政务综合平台体系,把社会治理服务全面延展到社会末梢,使普通群众能够像使用电话那样方便地使用相关业务系统。三要打造智慧民生服务平台,充分整合教育、医疗、就业、社保、民政等社会公共资源,打造智慧医疗、智慧家政、智慧教育、智慧社保、智慧生态、智慧社区等,[4]真正以智能化促治理增效、服务升级,以信息化促资源优化统筹、互联共享。比如,宁波市正在积极打造“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健康”等,让智慧成果惠民生,提高城乡居民获得感。 

  (四)加强社会治理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离不开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而现有情况与之极不匹配,表现为缺口大、能力弱、非专业等。因而,要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要健全社会治理人才建设政策体系,研究制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统筹制订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出台指导性纲要文件,如社会工作者培养、管理、评价、使用、激励政策;健全社会治理人才引进、薪酬社保、职称评定、职业规范等制度;全面推广社工职业资质准入制。二要加强社会治理专业技能再培训,重点推进高等教育社会工作专业等学科建设,努力培养专业人才,不断扩大社会治理工作人才队伍的规模。开展分层次、多专业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重视订单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升社会治理专业服务水平。三要拓展专业人才工作领域,积极应对各项社区社会工作,如养老、家庭、儿童、社区矫正、心理干预等。此外,还要针对各种公益类社会组织,根据需要灵活开发和设置相应的社会工作岗位,广泛吸纳社会治理工作人才。 

  (五)实现社会治理动态绩效评估 

  一要构建多维民生指标,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科学设置指标权重,提升公众满意度评价权重。二要拓宽评估参与渠道,通过理念引导、体制机制创新、公民参与,在优化发展环境、破解民生问题等方面有新的突破。三要高效应用评估结果。建立动态评估流程,边评估边总结边修正边完善,同时,还要把阶段性评估结果体现到社会治理的预算配置、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和人员考核等方面,切实发挥好绩效评估在社会治理中“指挥棒”作用和“纠偏”功能,[5]实现治理成本精算化与结果优化的结合,促进社会治理各要素不断均衡化、精细化。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十三五”规划的新主张,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部署。对此,我们不仅要有战术应对,还要善于战略谋划,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从体制机制上谋篇布局,努力实现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 蒋 源.社会治理精细化新路径探索[J].人民论坛,2015(1). 

  [2] 赵孟营.推进宏观领域社会治理的精细化[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2). 

  [3] 傅小随.加强社会建设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以深圳的实践为例[J].桂海论丛,2011(9). 

  [4] 龚维斌.2015年社会治理的变迁和进步[N].光明日报,2015-12-28. 

  [5] 陆志梦,于立平.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目标导向与路径分析[J].领导科学,2014(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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