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亚洲为数不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它们的经验值得借鉴；拉美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它们的教训同样值得吸取。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大研发投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缓或不顺，导致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徘徊停滞、人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现象。[1]从世界范围看，大部分国家或地区都能够顺利实现由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转变，但是，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能够顺利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标准，2011年我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关系到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具备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环境良好等诸多要素，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对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二战后亚洲少数几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其中，日本和韩国经过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总体而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在于实现了高新技术由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 

　　1. 政府都充分发挥了宏观调控作用 

　　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纵观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政府都制定了科学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经济发展乏力、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环境污染严重等发展问题，日本政府为解决这一难题实施了为期10年的“收入倍增计划”，并围绕这一计划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实现了政府对国家发展有力调控；与日本相似，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也出现了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等问题，韩国政府实施了“新社区运动”（New Community Movement），在政策实施期间，大约1/2的政府投资分配到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方面，从而改善了农村环境，缩小了城乡差距。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有利于国民经济沿着既定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2. 注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才能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2]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促使单位劳动创造更高的单位价值，这是人均GDP增长的最佳途径。战后日本先后经历了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出口立国——技术立国——文化立国的华丽转型。贸易立国促进了日本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技术立国推动了日本科技的进步和对新能源的利用，帮助日本建立了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结构；文化立国使日本确立了以文化创意为导向的服务业的核心发展地位，日本经济转向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素投入结构明显变化，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韩国TFP水平达到了美国的40%～50%之间。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础上，韩国逐渐摆脱了低成本战略，实现了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转变。 

　　3. 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公平分配 

　　“社会收入分配可能是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3]日本和韩国在发展过程中均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他们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过7年艰苦奋斗实现了国民收入的翻番，实现了充分就业，缩小了各个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基本消除。各阶层贫富差距的缩小以及城乡差距的消除为日本中产阶级的崛起准备了条件，“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已是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4]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新社区运动”，80年代又出台《最低工资法》，土地改革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村环境。1980年韩国的基尼系数是0.39，1991年则下降到0.26。到1992年，“韩国中产阶级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高达75.2%”[4]。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4. 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防止腐败 

　　富裕和廉洁寸步不离，贫困和腐败如影随形。透明国际的报告显示，“清廉指数与人均GDP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清廉指数越高的国家，人均GDP也相应越高。”[5]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经历了社会腐败丛生——政府强力反腐——构建清廉机制——经济稳步发展的社会发展轨迹。二战后，日本树立了法治理念并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法》，以法律形式严防公权腐败；20世纪末，日本又陆续颁布了《公务员伦理法》和《公务员伦理规章》，进一步加强了对公职人员特别是高级公职人员的约束。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1960年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贪污法》，对公职人员的方方面面进行约束，最大可能地减少权利寻租空间。后来，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公务员法》等系列法律法规，形成了一套完整适用的公务员廉洁奉公、远离腐败的法律体系。别具一格的是，新加坡实行了高薪养廉的政策，以高收入降低公职人员的腐败意愿。 

　　二、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 

　　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由于不考虑国情实施全面西化和过度推行经济私有化等措施，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停滞阶段，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1. 宏观政策出现失误，过度推崇新自由主义 

　　20世纪70年代，拉美的进口替代战略遇到了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向拉美国家推出了贝克计划，用于指导拉美及其他发展家的经济调整与改革，贝克计划的本质是快速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和政府角色最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克计划改变了旧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同时也带来了外债剧增、外汇储备减少、通货膨胀上升、经济萎缩、资本外逃、大批工厂倒闭、失业增加等突出问题。1992～2001年的10年中，拉美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8%，被称为“失去的10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金融危机、阿根廷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破产。 

　　2. 过度城镇化给工业化造成极大负担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孵化器。拉美国家在牺牲农业的基础上拉开了快速城镇化的序幕，它用20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发达国家城镇化率的超越，“在人均GDP处于3 000美元～5 000美元时，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6]。城镇化水平超过工业化的承载能力导致城市难以为急剧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涌入城市的大量人口只能聚居在贫民窟里，成为新的城市贫民。为了选票政府不得不许诺超过经济承受能力的福利，庞大的福利开支占用了发展经济的资金，政府面临着是发展经济还是发放福利的双重困境。此外，过度城镇化还导致城市发展过多的占用产业发展的资源，妨碍工业化的进程。 

　　3. 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拉美地区长期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最终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进口替代战略的初衷是通过限制进口“倒逼”本国工业技术发展并以此维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然而进口替代战略只注重发展工业，没有协调好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导致第二三产业比重偏高，二三产业的畸形发展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这就必然导致第二产业发展的后续乏力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低端缓慢。二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必然影响其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导致大量人员失业，造成大量城市贫民，形成成片“贫民窟”。拉美地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政府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发展模式转型，而是一直维系着“举债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使进口替代战略模式延续了半个世纪，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4. 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分配方式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劳动者工资偏低，土地分配不均衡等是拉美国家贫穷的重要原因，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0%。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44～0.66之间，巴西在20世纪末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4。两极分化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不足，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减弱。 

　　5. 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占用过多资源 

　　社会福利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但社会福利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超前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水平，有可能使国家陷入“福利陷阱”。20世纪初，拉美国家在就建立了以养老和医疗为核心的较高水平的福利体系，到20世纪末，所有拉美国家都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90%以上国家建立了针对孕妇的孕妇保健制度。事实上，拉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远远超过了国家的经济承受力，依靠财政赤字来维持的福利制度注定不会长久，最终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社会福利的阶层分化现象严重，不同社会阶层享受的保障水平不一样，保障的重点在于特权阶层和中间阶层，低收入群体被排斥在保障体系之外。这不但不能缩小贫富差距，而且还会加剧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三、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期、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经济、社会、环境等都积累了很多问题，我国依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7]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教训，我国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选择。”[8]一方面，要大力优化产业结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三大产业构成约为5∶35∶60，我国2013年年底的这一数值比例为10∶44∶46。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比重仍然偏高，第三产业发展仍然滞后。因而，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实施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将农业人口转移到二三产业；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注重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支撑的产业，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此外，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耦合发展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另一方面，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新常态最本质的内容，积极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集约型产业转移，努力延伸产品价值链，拓展第二产业的纵向发展。首先，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我国传统的“三高”（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换“一高”（高增长）的增长方式越来越不可持续，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束缚，因而必须实现向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转变，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其次，加快技术创新。在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只能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最后，让企业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同时也是创新的生力军，更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实践者。因而，企业要有危机意识，要善于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并能应对激烈竞争；还要善于打破思维惯性，勇于变问题为机遇，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指出，“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9]，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民生问题能否很好解决，决定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还存在着分配结构失衡、分配秩序不规范、非法非正常收入监管不力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财富在全社会的公平分配。因此，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首先，完善初次分配机制，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从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仍然较低。”[10]对农民来说，劳动报酬占其收入的绝大部分，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必然导致农民收入的减少。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1]。其次，“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12]。弱质产业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因此，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农村要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和开发特色旅游，从而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保证农民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和使用权转让后的增值收益。最后，积极推进建立公平、公正、透明、合理的收入分配新秩序。以监管非法非正常收入为切入点，建立一系列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的体制机制，促进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新秩序的形成。 

　　（三）加大研发投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不同发展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在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转变时期必须放弃要素驱动发展战略，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R&D经费占GDP比重的2.08%，而同期日本的这一比例为3.49%，韩国为4.15%，台湾地区为2.99%。R&D经费占GDP比重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创新的重视程度和对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创新驱动发展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因而，必须加大对研发经费的投入力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先，营造创新环境。政府要鼓励创新，为企业创新提供优惠政策，特别要侧重减税免税、技术转化、企业融资、政府采购等方面，努力为创新行为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下大力气净化创新市场，严厉打击盗版、剽窃等行为，努力营造有序竞争的良好氛围。其次，集聚创新人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在人才。坚持以事业激励人、以感情凝聚人、以待遇吸引人，搭建平台——项目——服务“三位一体”的人才集聚模式，“科技创新平台是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摇篮，研发项目是进行科技创新的支撑”[13]，在这里，人才集聚的过程本身也是创新的过程。最后，加强创新协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要加强信息交流和创新协作，采取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运行机制，积极探索双赢模式，实现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生产相统一，形成完整高效的创新价值链条。 

　　（四）更加注重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素质 

　　陶行知先生曾经指出，教育乃立国之根本。教育是提高公民素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根本途径，教育还具有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功能，在经济发展中居于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地位，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指出，“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要“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14]。因此，要大力发展教育，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素质。首先，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据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消息，201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4 488.22亿元，占GDP比例为4.30%，这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教育经费差距更大。国家应加大对基础教育和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以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其次，加强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等都要依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因而，必须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以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最后，开展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继续教育是全体公民在学校教育之后为应对知识更新而主动参与的一种教育活动，继续教育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广大公民应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积极参与各种教育活动，主动学习，自觉充电；政府应努力开展老年大学、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等灵活而又形式多样教育教学活动。 

　　（五）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被称为社会稳定的“减震器”，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条件。在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鲜明的二元特色。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制度漏洞多、保障水平低、覆盖范围窄、参保意识差等特征。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人过上有保障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而，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来看，必须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改革限制城乡一体发展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必须改革户籍制度，剥夺附着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回归户籍人口登记和人口管理的基本职能。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法律和配套政策。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依法办事，以法律形式明确保障资金的出资主体，不同保障形式的出资主体应该有所区别。同时，还应该加强对保障资金使用过程的全程监督。最后，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逐步建立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有机衔接体系和城市社保随人口流动的灵活转接制度。”[15]在完善城市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将其推向小城镇和农村，逐渐形成城乡一体的保障网络。当然，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享受完全一样的福利待遇，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应首先在适度差别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居民的全覆盖，然后再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六）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 

　　当前，“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16]根据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率的经验数据，我国城镇化率应该在60%左右[17]。截止2014年年底，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54.77%，户籍城镇化率更低。城镇化发展滞后限制了以其为载体的二三产业的发展，弱化了城市集聚要素的功能，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削弱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客观上延缓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而，必须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首先，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国家要做好城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要完善相关政策，为城镇化发展清除制度障碍，同时还要加强城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预防“城市病”；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大力发展实体产业，奠定城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其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同量资本投入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3～4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为城镇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第三产业完善了城镇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增强了城镇的集聚能力，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最后，推动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就地城镇化要建立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二三产业发展、公共设施完善、农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异地城镇化带来的人岗不匹配、公共服务不均等等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近，不存在社会融入等深层次问题，因而更容易实现同一层次上的“市民化”。此外，就地城镇化还必须要有产业支撑，不能唱“空城计”，工农协调发展是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不二法门。 

　　四、结 语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以及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对发展战略导向作用、调整分配方式、根据变化了的国情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防止腐败、保持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同步发展等都是影响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我国当前依然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种种不利因素，但只要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对经济政治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根本，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同时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坚持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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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董敏，郭飞.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趋势与对策[J].当代经济研究，2011（8）：56-60. 

　　[1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37. 

　　[12] 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13-02-06（002）. 

　　[13] Lixin Xu， Min Cheng. A Study on Chinese Regional Scientific Innovation Efficiency with a Perspective of Synergy Degree[J].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2013（4）：229-235. 

　　[1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12-12（001）. 

　　[15] 焦晓云.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病”问题研究：涵义、类型及治理机制[J].经济问题，2015（7）：7-12. 

　　[16] 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J].工业经济，2014（10）：5-19. 

　　[17] 唐志军，谌莹.为什么的城市化进程滞后？[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1）：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