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及转变路径分析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同时，报告也强调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综述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有很多种提法，如数量型与质量型、外延型与内涵型、粗放型与集约型等。尽管划分角度不同，但在本质上，数量型、外延型和粗放型是一致的，主要依赖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实现产出的增长；而质量型、内涵型和集约型是一致的，主要依赖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产出的增长。

　　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开始，就对经济增长的性质、原因和条件等进行了探讨。亚当·斯密把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生产性劳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约翰·穆勒深入研究了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和合作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此后，马歇尔注意到组织管理以及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熊彼特强调了企业家创新对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述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都可以归入“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

　　1939年，哈罗德-多马模型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主要分析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不能解释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进步因素，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模型，并推出增长速度方程：

　　y=a+αk+βl

　　式中y为产出增长率，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为劳动投入增长率，a为全要素生产率，α为资本弹性系数；β为劳动弹性系数。从该方程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因素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入增长率两大类，而要素投入增长率又细分为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

　　索洛模型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两大类，在比较完整地描述和解释经济增长动因的同时，把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解带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人们从量化角度分析和把握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以索洛模型作为经济增长方式划分的依据，主要是从该模型的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的量化分析角度进行的。当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生产的贡献率时，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当全要素生产的贡献率高于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时，这属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由于索洛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因此全要素生产率（TFP）成为所谓索洛余值的暗箱。之后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打开了索洛余值的暗箱，使人们看到了劳动分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带来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也为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特征相关文献综述

　　李京文（1991）分析了1953-198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因素，采用了乔根森等人提出的超越对数形式的生产函数方法，估算了资本、劳动投入和生产率增长（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高于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而要素投入又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至1988年，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其作用日益重要，显示出这一阶段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城镇的企业改革，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尽管这一时期粗放的程度有所下降，但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到59.9%，因而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粗放型。

　　陈琳（2008）采用C-D生产函数，研究了1978-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情况。估计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54，劳动产出弹性为0.46。根据其研究，1978-2004年期间，资本年均增长率为10.1%，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劳动力投入在此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资本投入贡献大大高于劳动力投入贡献，二者的贡献率之和为67.9%，说明要素投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年平均增长率在此期间达到3.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1%。从1978-1990年和1991-2004年的分阶段比较来看，1990年之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由19.7%降为4.9%，资本贡献率有所上升，由51.1%提高到60.6%，但要素投入的总体贡献率是下降的，由70.8%下降为65.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所提高，由29.2%提高到34.6%。就经济增长方式而言，两个阶段都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来推动，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属于粗放型增长。

　　杨飞虎（2010）进一步分析了1952-2008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各因素贡献情况。研究采用C-D生产函数，设立了我国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分别对1952-1977年、1978-2008年、1993-2008年、1952-2008年这四个时期进行了分析。估计的要素产出弹性为，在1952-1977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为0.398，劳动产出弹性为0.239。在1978-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迅速上升到0.939，劳动产出弹性为-0.04。在1993-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高达0.934，劳动产出弹性急剧下降到-0.062。在1952-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高达0.813，劳动产出弹性为0.112。

　　根据杨飞虎的分析，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52-1977年期间的50.47%上升到1978-2008年期间的95.33%；而劳动投入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52-1977年期间的9.72%急剧下降到1978-2008年期间的-0.01%。在整个1952-2008年期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9.58%，劳动投入仅为3.23%。在1952-197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81%；而1977-2008年期间，贡献率急剧下降为5.67%，但在1993-2008年期间，其贡献率缓慢上升到7.016%。在整个1952-2008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7.19%，略高于劳动投入的贡献率。

　　上述分析尽管因研究方法和数据口径的差异，在结论上存在着一定分歧，但都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而要素投入又主要依赖于资本的投入，资本投入增长迅速且增速提高，劳动投入增长缓慢且增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十分缓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具有高投资、低就业、低技术含量的典型粗放型特征。

　　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特征与政府的不当干预

　　经济增长是由企业活动实现的，而企业依赖于要素价格体系，其决策是在给定产出的前提下，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要素投入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因此，企业面对的相对要素价格体系决定了企业选择的要素投入组合，因而也最终决定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方式。一国的要素价格体系又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政府的干预。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某种要素越丰裕，它的相对价格就越低；而越稀缺的要素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一）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要素一般可分为三种，即劳动、资本和土地，这3种要素如何进行组合以从事生产则依赖技术。一个企业要获取这三种要素和技术，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就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劳动力资源最为充裕，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次之，而技术最为短缺。由此形成的要素价格体系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相对最低，资本和土地次之，而技术相对最为昂贵。此处技术是指凭借自主研发实现的。由于我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进行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往往需要很高的研发投入，而且风险较大，因而价格高昂，在其他国家有现成技术可以引进的情况下，通过引进技术来推进技术进步，取得技术的成本和风险都较低，更具有经济合理性。不过，引进的技术一般包含在所购买的技术设备里，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时会表现为资本的增加，而不是索洛余值的增加，即不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反，如果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研发的成本不被包括在经济增长核算中，所以，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进步就会表现为经济核算中的索洛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出现相对上升趋势，迫使企业逐渐改变要素投入结构，开始重视研发投入，以促进技术进步。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模式，一方面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产生大量以加工组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不高，但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尽管资本价格相对较高，但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进步以资本密集性技术为主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通过加大资本投入提高竞争力，这在宏观上就表现为以大规模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这与一个发展家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是吻合的。可以说，这些粗放型特征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适应性。

　　（二）政府不当干预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过度粗放

　　从我国要素价格体系中的政府干预来看，存在着对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资源（包括能源）价格偏低。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仍然没有市场化，自然资源价格形成体系不合理，对环境成本的估计不足，价格偏低，不能反映我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由此导致我国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消耗惊人。我国单位GDP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是日本的10倍，德国的7倍，甚至相比同为发展家的印度还要高出31%-45%。我国对石油、水资源、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消耗同样居于世界前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万美元的GDP消耗的石油、水资源、钢材和水泥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4倍、6.8倍和11.6倍。

　　2.资本价格长期偏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人为压低利率，使利率水平长期低于市场利率，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后仍未做到实质改变。作为一个发展家，资本原本不充裕，但名义利率在有的时期却低于美国，如2007年6月我国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6.57%，与美国当时6.5%的再贴现率水平持平。另外，我国特有的所有制结构，国有银行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主要贷放给国有企业，银行没有谨慎贷款的激励，国有企业也没有还贷的动力，甚至一些非国有企业凭借人情借贷也是如此，这使得企业实际支付的贷款利率可能更低。企业赖账得不到应有的制约，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3.劳动者权益不能有效保障降低了劳动力实际价格。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但其底线应该基本能够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在我国，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拖欠工资甚至逃避支付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工作日、节假日加班往往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加班工资的现象很多，农民长期离乡背井打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劳动往往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身心健康严重透支，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很低。这些方面的影响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的实际价格。

　　4.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提高了技术的实际价格。在我国这样的发展家，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投入高、风险大。即使取得研发成果，由于市场的法制环境不完善，也导致知识产权被侵犯的现象较多，某种新产品一上市，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企业为维权还需支出打假、诉讼等费用。这使得企业自主研发的实际成本提高，提高了技术要素的实际价格。

　　政府的干预不力导致了我国要素价格的扭曲，表现为资本价格严重偏低、劳动力价格偏低和技术价格偏高，由此形成的要素相对价格体系，这促使企业倾向于多使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而不愿进行自主研发。由此形成了比合理情况下更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类似的发展家更低的资本利用效率、更高的自然资源消耗等特征。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

　　我国的要素价格体系受到了政府过多的不当干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了过度粗放的特征。这带来了环境被严重破坏、资本被浪费性使用、技术进步缓慢等一系列问题，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对政府的干预进行矫正，在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调节的辅助性作用下，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和创新激励体系，来引导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一）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法制环境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知识产权保护、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执法体系，做到了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而我国一方面相应领域的法律不完备，在执法上更是问题重重，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加强和完善促进技术研发和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将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层面，尤其是加强执法体系建设，使法律法规落到实处更是当务之急。

　　（二）有效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

　　产业政策是通过确定产业发展的优先顺序、限制落后产业扩张、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措施来达到产业结构升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最常用的工具是市场准入制度，政府应重点针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产业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法规。技术落后、单位产出能耗高、达不到技术准入和环保要求的项目不能进入市场，现有企业达不到标准的应逐渐关停或转产，对于产能过剩产业严格限制企业进入。产业政策还应进一步加大对技术先进、绿色环保、市场前景广阔的产业的支持，优先审批，优先投资。在产业布局上，应支持产业投资向落后地区倾斜，并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以此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要素使用效率。

　　（三）有效发挥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引导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来激励和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以此引导企业进行集约式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可通过财政政策对实施自主创新、不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给予激励，为其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加大研发费用的扣除比率，通过金融政策予以优先贷款，使企业愿意加大创新研发的投入，愿意通过重大技术突破和对现有技术、工艺的改进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来增强企业竞争力，愿意采取节能降耗措施进行生产。同时，政府可提高高能耗、高排放企业的税收比例，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为，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来节能降耗。

　　此外，为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还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逐步提高资源税的税负水平，改革“从量定额”的计征方式为“从价定率”，从而使财政政策能够促进资源的更加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促进环境保护。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于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新方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增加了从价定率的资源税计征办法，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并相应提高了原油、天然气的税负水平，税率为5%-10%，这次改革暂按5%的税率征收。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油气资源税收制度，取消了对中外合作油气田和海上自营油气田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统一改征资源税。

　　（四）提高教育投资的利用质量

　　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奠定人力资源基础。近年来，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但人才的培养质量还有待提高，人才的培养结构也不太合理，表现为人才的创新能力不强、大学生就业难、熟练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等方面。因此，在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政府应注重提高教育投资的质量，如加大对职业学校的硬件投入、加大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力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

　　总之，在我国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要发挥政府干预的推动作用，以有效的市场机制结合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引导企业的要素使用偏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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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钱颖一.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转轨问题的几点思考[J].当代财经，2011（1）

　　3.王振江，蔡啸虎，李万春.经济增长方式类型划分[J].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1）

　　4.李京文，张守一.数量经济学的新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5.杨飞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1952-2008[J].经济问题探索，2010（9）

　　6.陈琳.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及测算[J].经济经纬，2008（3）

　　7.王祖继.制度视角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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