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财富的累积效应能够在两个方面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一是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导致的低碳技术进步；二是对经济资本存量累积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

　　大大减小，可以将较多的能源消耗用于服务业，提升国民的消费水平。尽管各国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有所差异，但是就发展阶段而言，不外乎是由消费和生产两种因素决定的。简言之，发达国家主要是后工业化时代的消费型社会所带动的碳排放，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生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入带动的资本存量累积的碳排放。例如，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存量比较大，数百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存量（表现为店堂馆所、堤坝、公路、房屋等一些公共设施）仍然为现在的民众所享用。因此，这些国家能够以2%左右的经济年均增长率，维持国民较高的生活消费水平，其原因就在于，其国民财富的增长中用于存量投资的部分很少，大部分的能源投入都用于服务业和居民消费领域。但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存量积累阶段，经济持续高增长是为了弥补基础设施等资本存量的不足，只有在实物资本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人文发展水平才能随之提升，而在此之前，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源和能源消耗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降低。

　　因此，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起点和背景。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高人文发展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必须实现低碳转型和人文发展的双重目标，这必将增加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的难度。目前，欧盟国家由于人口增长缓慢，加之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进行减排，排放略呈下降趋势；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人口和经济仍处在增长，经济对外扩张趋势较为明显，排放还在持续增加。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较快，基本需求仍未满足，未来排放必然要继续增长。研究发现，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存在近似倒U型的曲线关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这一曲线的爬坡阶段。[1]由于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各国在走向低碳经济时面临的问题也有所不同，相应的政策措施，路径选择和减排成本也会有所不同。

　　三、消除低碳经济认识上的误区

　　由于低碳经济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理念，因此在认识低碳经济问题上，还存在很多误区。[2]消除这些误区，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前提。由于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模式，因此，必须有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第一，低碳经济不等于贫困经济。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社会，或者在当前最贫穷最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化石燃料和商业化能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很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水平有限，难以享受制冷和采暖所带来的舒适生活环境，也无法享受现代化交通工具所带来的便捷出行，因此其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相当低，自然而然是“低碳”的状态。比如当前乍得和塞内加尔等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其碳生产力水平甚至超过了德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但是这远非人类社会所期望实现的发展水平，因此并不是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并不是要走向贫困，而是要在保护环境气候的前提下走向富裕。

　　第二，高生活质量不等于高排放。当前的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水平非常高，欧洲国家和日本等约为十吨左右，而美国甚至高达二十吨，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的平均水平。因此很多人认为只有高排放才能实现较高的生活质量，低碳经济不可实现。由于向低碳经济转型具有阶段性特征，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我们必须指出，发达国家当前高度的发展水平（社会生产力）取决于其历史上无节制排放所形成的巨大资本积累，但其奢侈和浪费性的排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碳生产力的提高。北欧国家及其城市的生活水平很高，碳生产率也很高，并且碳排放水平也已经呈现出回落趋势。因此，生活质量并不是用碳排放的多少来度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实现“脱钩”。

　　第三，发展低碳经济不会限制特定产业（如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引进和发展，只要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在行业领先，就符合低碳经济发展需求。历史地看，产业由小到大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运动是规律进行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农业——轻工业——基础产业——重化工业——高附加值加工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知识经济。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由低水平到高水平的上升运动规律表现得尤其明显，一方面第二产业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又沿着高度化方向不断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误解低碳经济限制产业发展的主要领域）及相关工业产品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和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由此可见，产业发展有其客观的科学发展规律，发展低碳经济不应盲目排斥特定产业的发展。

　　第四，低碳经济不意味着“高投入”。发展低碳经济，要求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低碳能源、开发应用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发展林业碳汇，以及在消费终端推动行为改变等等，这些都需要成本。但同时，相应措施也会带来节能、环保、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效益。因此，孤立地看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投入是没有意义的。根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为了实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2度目标，相应温室气体减排量的75%都可以通过非技术措施或是已有的成熟技术来实现，而无需开发新的技术。并且，所有的减排潜力和减排技术当中，大约25%的减排潜力在整个技术生命周期中的成本为零甚至为负（存在净效益）。即使有一些为了发展低碳经济而要特别付出的代价，考虑到低碳经济对于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对于长期战略竞争力的培育，这些代价也是值得的。

　　第五，低碳经济并不只是未来需要做的事情。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长期目标，但并不只是“未来经济”。为了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制定的目标，全世界必须尽快实现大气环境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不再升高。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历史责任，其当前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碳生产力水平，也为其低碳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未来世界必然是低碳的世界，发达国家也已经或者正在进行战略性的部署。可以说，谁具备了低碳竞争力，谁就赢得了未来世界的主动权。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前促进社会经济低碳转型，不仅可以避免发生重大的“锁定效应”，还有助于争取打造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防范全球变暖，需要国际合作，关乎地球上每个国家（地区）和每一个人，关乎企业责任；发展低碳经济，从中长期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与“道德”无关。研究已经表明，延迟行动，将带来更大的成本损失。

　　第六，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行动。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各国应当根据各自国情和能力开展“共同但有区别”的行动。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或者实现社会经济的低碳化，本质上是应对气候变化中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核心内容。世界范围内各主要经济体往往根据各自的国情，相继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和措施，众多国家也在城市和区域层面开展了众多成功的低碳实践。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共同的目标。中国国家和各个地方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是把低碳发展作为推动技术创新、完善政策和体制、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全球气候关系的核心战略选择，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第七，低碳经济不强制要求“零碳经济”。低碳可以分为绝对的低碳、满足一定目标的低碳和相对的低碳。绝对的低碳即零碳，但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既不客观，也不现实。从高碳到低碳，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循序渐进。零碳经济是低碳经济，但低碳经济不强制要求零碳经济。满足一定目标的低碳，如哥本哈根会议达成的2度共识，对各国来说这一目标是可能实现的，也是很有挑战的，这是为什么谈判中各国激烈博弈的原因。对现阶段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千方百计降低碳强度，提高碳生产力。低碳经济不意味着低收益。投入增加和政策扶持，通过学习和转让，低碳技术的成本曲线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一些新能源技术会拥有完全取代化石燃料发电的经济基础和商业价值。

　　第八，低碳经济与低碳社会的异同。低碳经济与“低碳社会”的区别，与各个国家碳排放结构差异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排放占全社会排放的70%，而发达国家工业、建筑和交通排放各占三分之一。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着力点应当放在产业经济部门，使产业经济低碳化；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削减居民生活消费中的碳排放，使社会生活低碳化。当前中国低碳经济建设主要着眼于技术和产业层面，但也不能忽略从社会消费层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性。我们要发展的不仅是低碳经济，而且要着眼于推动整个社会变革，建设低碳社会。

　　第九，低碳经济不能等同于“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当包括增加碳汇与减少碳源两个方面。根据KAYA共识，一个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取决于人口、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和能源结构四个因素。其中，中国人口基数大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将继续增加，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也要求人均GDP迅速增长，因此这两个因素对中国控制碳排放增长起反向作用。中国所能采取的措施就是降低单位GDP能耗和提高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虽然控制碳排放与节能减排具有一致性，但节能减排只是当前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一项具体行动。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生活、低碳环境、低碳社会等方方面面。

　　第十，低碳经济不是“交易经济”。建立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长期、透明并具有确定性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碳减排，发掘中国巨大的碳市场潜力，拉动中国低碳经济增长已是当务之急。相比于欧美等国，中国仍处于高碳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时期（中国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比重高达69.5%），能源结构不合理，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大力推动节能减排,提升碳经济有效性势在必行。现在国内很多城市热衷于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建设，具有代表性的如2008年先后成立的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只是一种市场经济手段，向低碳经济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把低碳经济片面地理解为交易经济。

　　第十一，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有同有异。在2009年9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讲话，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其实，在实践中人们对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三个概念还存在诸多误解。

　　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既有联系也有不同。低碳经济是有特定指向的经济形态，针对的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以及主要是化石燃料的碳基能源体系，旨在实现与碳相关的资源和环境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从低碳经济的内涵而言，实现低碳经济的具体途径中，减少能源消耗和提高能源效率都很好地体现了循环经济“减量化”的要求，而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捕集埋存，尤其是以二氧化碳封存并提高原油采收率等措施，则很好地体现了循环经济“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原则，此外，开发应用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非温室气体类替代品，则体现了循环经济在“再设计、再修复、再制造”等更广意义上的要求。因此，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具有紧密的联系。

　　绿色经济则是一个概念相对模糊的提法，可以认为，凡是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相关联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都可以纳入绿色经济的范畴。但是，绿色经济本身很难量化评估，并且并没有从投入要素的角度隐含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约束性条件。而低碳经济则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传统的基本要素（也即劳动、土地和资本）下，进一步将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细化为能源等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容量，使得碳排放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投入要素和约束性指标。

　　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比循环经济的概念相对宽泛，不光是讲绿色生产，还讲绿色消费和低碳消费。绿色经济不等于低碳经济。绿色包括了伦理的、经济的、环境的方方面面。低碳经济的针对性特别强，其范围比绿色经济要小，但比循环经济要宽泛。绿色的不见得是低碳的。中国之所以对绿色经济更加关注和强调，在于中国传统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等问题尚未解决，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把传统的污染物问题一并解决，发展低碳经济要寻求协同效应。

　　相对于低碳经济，对绿色经济的评价比较困难，如绿色GDP的核算，几年前中国开展的绿色GDP研究之所以没有推广起来就是一个例证。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绿色经济没有碳排放的刚性约束。

　　四、结束语

　　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景，向低碳经济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低碳经济转型要考虑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低碳经济不是时髦的概念，是可以落实到现实的行动，在实践中必须消除认识上的误区。中国已经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15%，同时要实现森林管理目标。中国当前的低碳经济任务就是围绕以上工作展开，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消费方式的转型、能源结构的转型、能源效率的提高，使中国向低碳经济、低碳社会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