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关系网络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形成(2)

　　（1）
　　式（1）中，j=1，2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样本。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μ是随机扰动项。变量Happiness是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Network是衡量居民社会网络的指标，X是其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控制变量矩阵，B是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本文用来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Happiness，来自被访问者对调查问题"整体来说，您觉得您快不快乐？"的回答。我们将调查对象所选择的"很不快乐"、"不太快乐"、"普通"、"还算快乐"和"很快乐"的答案，分别赋予-2～2的整数。在本文的4890个样本中，回答答案为"还算快乐"的比重最大，在城镇和农村样本中分别占45.22%和39.28%（见图1）。
　　对于社会关系网络Network的度量，本文根据CGSS（2008）问卷中的问题，"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与您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亲密朋友和其他人大概有多少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春节期间拜年是创建和维护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本研究采用这一问题来刻画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图2显示，总体来看，有着更高快乐或幸福感知的群体，其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更丰富的。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个体特征因素，参考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文献，控制的变量主要包括收入、社会阶层、工作时间、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等。各指标的选取及本文的定义见表1。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同时采用有序Probit和有序Logit模型，分别对总体样本、城镇居民样本和农村居民样本进行估计，实证研究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的原因，表2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在基于总体数据的模型中，无论是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还是有序Logit模型，"关系"（Network）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不仅能通过非生产率的作用渠道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陈钊和陆铭，2009），而且，"关系"还能增进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提高居民的自我认同感，进而增强其幸福感（李树和陈刚，2012）。因此，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表2中也分别列出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样本的估计结果。观察有序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关系网络（Network）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在城镇样本中收入（Income）变量系数不显著，且符号不稳定，而在农村居民样本，Incom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结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悬的事实，我们认为这说明，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水平提高能够显著地改善居民的福利，中国农村居民的情况正是如此。但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不再明显，非物质因素例如社会关系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奚恺元，2006）。社会阶层（Class）、健康状况（Health）、婚姻状况（Marriage）、性别（Sex）、年龄（Age和Age2）和教育（Edu）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和总体样本一致，这里不再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工作时间（jobhour）变量在城镇样本中显著为负，而在农村居民样本中不显著，这可能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民任劳任怨的习性有关。
　　（二）Oaxaca-Blinder分解
　　借鉴Oaxaca（1973）和Blinder（1973）的方法，可以考察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对于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的影响程度。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将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分解成两部分：
　　（2）
　　等式右边第一项是幸福感差距中能被方程中解释变量的数量差异所解释的部分，称之为特征差异；第二项为不可解释的部分，表示具有相同的个人禀赋特征的两组居民由于认知所导致的差异，反映了居民的感知能力差异，称之为系数差异。
　　基于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我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进行了分解，由于两个模型的分解结果一致，本文仅报告了Probit模型的结果，见表3。表3中，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的贡献高达138.12%，其中特征差异为10.14%，系数差异为127.98%。这一结果说明，在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形成中，社会关系网络扮演中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在于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更在于城镇居民更会享受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感。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统计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有序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显示，收入的提高对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并没有显著影响，而社会关系网络在居民的幸福感决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加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距，这不仅在于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而且更在于其能够感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
　　本文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城乡分化和不平等中"关系"的作用，也提醒人们重视"关系"对中国城乡居民福利差距的影响。由于城镇居民拥有更多的优势如政治和经济资源用于创建和维护"关系"网络，并且他们更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获取福利，从而得到了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在经济社会转轨和城乡融合的主流背景下，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劣势被放大了。这可能不仅在于农村居民在创建、维护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利用"关系"获取物质财富能力上的差异，而且也可能是文化冲击和意识调整带来的原有和谐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瓦解和重构，使得原本建立在地理和血缘基础上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更为脆弱。因此，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建立一套清晰和公平的规则体系打破"关系"带来的城乡分配不公，更需要注重原有关系网络的瓦解和重构所带来的幸福感损失，形成物质和文化的双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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