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在欢乐场中被物化，在屠夫残忍的毒害下亦是被剔除了人的本性。《石秀》中，女子潘巧云满足了石秀、杨雄的淫思欲念后，在最后杨雄残忍地解剖式刀杀巧云时，石秀则一旁冷眼旁观：“但不知道从你肌肤底裂缝里，冒射出鲜血来，究竟奇丽到如何程度呢。”刀子下的巧云已然成为屠户下的猪羊，尽剩血肉模糊的支离，全无本能的苦命哀嚎。这成为女子物化的又一个极端。

　　三、欲望都市书写的原因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根源。一座城市鲜明的存在特质蕴含了一个地区深邃的文化风貌。新感觉派作为海派的一支承载了海派文化的典型特质，其所表现出的奢靡纵欲自然也因缘于上海大都市的发展。

　　上海作为通商之地，本身具有浓重的商业意识。上海因其独特的海陆地理位置和优越的交通条件，在很多方面领先发展，成为全国“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者”。[8]无论在文化艺术还是在饮食起居上，上海无不感应着最前卫的动态。

　　上海作为通商口岸，随着商贸的日渐发达，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随之涌来。自开埠后有大量的人口迁入。据统计，1843年上海开埠时人口有20万，至1947年则上升逾400万，75%以上是移民。[8]11移民的涌入也为上海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动力和市场需求，刺激了资本的膨胀发展。

　　上海的另一个特质就是租借社会。租借的影响具有多元性，“从政治上观之，则上海为外人侵占入手地；从物质上观之，则上海又为全国文明发轫地”。[9]如此特殊的环境培养了上海新型的发展模式，使其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文化氛围。

　　新感觉派作家多受上海文化的熏陶，选取的人物和视角大多直观地反映了都市男女面临的生活困境。自小生长于日本的刘呐鸥，“直线地从西方——日本引进了‘新感觉’的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10]敏锐地写出了上海都市十里洋场的生活景象。而作家施蛰存则有意识地运用精神分析来进行写作，大多作品在日常题材的处理中隐喻着对封建的反抗意识，甚至带有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幼年随父亲来到上海的穆时英，“小说从一开始就流露出流氓无产者的气味”，[1]12用感觉主义、印象主义描写了上海的声色之场，自觉地创作中国新感觉派。

　　由此可见，作家以及作家所处的环境，为欲望都市的描写提供了坚实的前提。

　　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人们从‘狂飙突进的激情中瞬间跌入到虚无的深渊”。新感觉派作品反映了在资本过度膨胀下城市成为淹没理性的场所，男女的生活变得极度奢靡的现实。作家通过独特的写作技巧，直观、生动地解构时代现象，反映了当时人物堕落的精神面貌。兼容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坛的现代主义流派思潮，新感觉派表现了30年代中国都市经济繁荣与思想潮流相悖发展的社会现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并以开放的目光定位都市笼罩下的文学。

　　参考文献

　　[1]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10.

　　[2]赵凌河.施蛰存和心理分析[A]//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201.

　　[3]邵伯周.穆时英、施蛰存等的新感觉主义[A]//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408.

　　[4]喧哗之后的落寞——新感觉派小说的都市情绪[J].电影文学，2008（24）：141.

　　[5]黄献文.论新感觉派[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18.

　　[6]余清香，毛家明.大都市，在他的笔下痉挛——论穆时英新感觉派都市小说[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4）：45.

　　[7]欧阳钦.论新感觉派小说中女性与都市的关系[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24（2）：93.

　　[8]孙逊.“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J].江西社会科学，2010（10）：8.

　　[9]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

　　[10]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