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青狐的“性缺失”，还有一种失衡则体现在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米其南的身上，是一种病态的泛滥。二十多年右派分子的劳教生活消磨了他的青春年华和文学灵气，一事无成的他决心好好补偿在“文革”期间被亏待的自己，他不谈爱情只谈性，通过这种最原始的感官方式，重新找回生活的激情和自身的存在价值。笔者认为王蒙写性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也不是单单对传统男性权威系统和话语系统的消解，王氏情爱学中的情与性分裂失衡实质上包含的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性的缺失是生命的病态也是社会的隐喻。无论是青狐还是米其南，面对社会和现实时，总是难免被抛弃被遗忘，他们的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一方会偏离甚至是缺席，这种错位只能让他们在生命渴求与历史现实中做一个畸形的“夹缝人”，如果性的缺失是一种生命的病态，那么这种“错位”也反映了社会的“非常态”。

　　三、对宏大叙事的建构与质疑——启蒙神话的破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人们从极“左”的蒙昧中挣脱出来，进入了一个“新启蒙”、“新理性”的时代。思想界、文学界普遍对80年代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认同，所以也形成了一种中国文学界对于80年代的“宏大叙事”。而王蒙站在“中国当代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同时又是叙述者、表现者”的[4]特殊角度在《青狐》中建构了一个个人化的历史，以此完成对整体性历史的解构与还原。

　　王蒙在《青狐》中对许多历史事件都做了背景化处理，他的着力点已经从宏大叙事转向了个体的生存状态。王蒙将“季节系列”中的人物故事在《青狐》的新时代新环境下进行延续与发展，甚至重叙，用一系列鲜活复杂的个体生存状态来表现宏大历史背后那些不光彩的真相。正如米其南的堕落并非偶然，他的纵欲其实顺应了“新启蒙”所谓对人性的解放的逻辑，可见曾被寄予厚望的启蒙理想在强大残酷的历史现实面前被打击得支离破碎。小说意在提醒我们，在新时期所遭遇的新问题而带来的新的焦虑——自我意识越是增强，人越感到孤立和迷惑。无论是“启蒙神话”还是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都不能带给人真正解脱和回归，他们在时代里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我。王蒙用历史转型时期个体生命的失败体验来消解历史主体性崇高的一面，思辨个体与历史的相互关系，对历史的主体性提出了质疑：“历史能够这样轻率，能够这样水性杨花、朝三暮四、视人的命运如儿戏？”[3]248历史由个体组成和丰富，却往往忽视了个体最真实的生存要求，人只能被迫隐藏欲望来迎合历史，相反历史却不一定选择他们。青狐等人的遭遇和感受正是人在历史强硬车轮面前的无可奈何。王蒙在《青狐》中通过其多重叙述方式的相互拆解来实现其对80年代以来宏大叙事的一次尝试性超越，并且穿透欲望和历史，探讨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哲学性问题，从而使《青狐》具有了更丰富的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正是《青狐》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温奉桥.欲望叙述及历史悖谬——读王蒙长作新篇《青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7.

　　[2]王蒙.文学期待的是智慧——王蒙父子关于《青狐》的对话[N].文汇读书周报，2003-12-19.

　　[3]王蒙.青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闻苑.春光唱彻方无憾——写在王蒙文学创作50周年之际[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