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贿赂犯罪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受贿的犯罪在新时期呈现出许多新特征的同时，市场交易中“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谋取私利而受贿的商业贿赂犯罪也愈演愈烈。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作为一种“权力寻租”的腐败犯罪，对党的威信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严重危害，从长期看会威胁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商业贿赂则严重破坏商业信用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若不有效打击使之成为了不良的“商业潜规则”，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交易型”的对合犯罪，行贿人与受贿人由于都从这笔“交易”中获取了一定利益，犯罪之后双方即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恰如“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这就使得贿赂犯罪变得极为隐秘不容易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也由于过于依赖口供使得案件不易突破。因此，贿赂犯罪一直是腐败犯罪中的“痼疾”。

　　一、“重查受贿、轻办行贿”办案格局下对行贿人的司法处理

　　长期以来，贿赂犯罪虽然是典型的对合犯，但是由于受贿一方是公权力“寻租”的行为，所以一直是反腐败打击的重点。加之出于诸多法律层面和办案策略的原因，以至在查处贿赂犯罪时形成了“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的办案格局。大体来看，“重查受贿、轻办行贿”办案格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因。
　　首先，这乃是由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引起的。贿赂犯罪由于极为隐秘，还日趋复杂化和智能化，物证与书证极难获取，这就导致查处贿赂犯罪对言词证据尤其是口供的依赖性非常高。而由于贿赂犯罪往往当事人极少，一般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在场，行贿人和受贿人又因共同利益容易形成“攻守同盟”，要想获取贿赂犯罪的口供极为艰难，“分化瓦解”便成了主要的策略。现实办案中，从打击腐败行为的办案重点出发，经常采取先突破行贿后突破受贿的模式，而突破行贿人口供时，为了解除行贿人的顾虑，给行贿人以免于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政策承诺”遂成了重要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