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传统诚信思想具有人格性、情感性和义务性等特质，而西方诚信则以理性为依据、契约为表征和法律为基础。传统诚信文化与西方契约诚信文化存在着有限性与开放性、等级性与平等性、自律性与强制性等方面的差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实现中西诚信文化的互动与整合，建立一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诚信文化。

　　【论文关键词】传统诚信;西方诚信;特质

　　在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信任所构成的伦理道德范畴，强调的是道德主体的操守和自律。这种诚信文化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仅局限于乡土社会的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具有地域性和人身依附性。而西方诚信则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之上，体现着平等、自由与正当权利的法制精神。

　　一、传统诚信思想的特质

　　传统诚信是与宗法等级、血缘亲情、“家国一体”、“家国同构”以及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密切联系的，是建立在人格自律和血缘亲情关系基础之上的，是人们在血缘和地缘狭小的熟人范围内进行交往的凭借，主要依靠道德主体内心之诚和情感来维系的。因此，人格性、自律性和情感性是传统诚信所具有的主要特质。

　　1.以道德主体的道德人格为依托

　　传统诚信适用的范围是以血缘、地缘和人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是“在排除商业功利关系的宗法血缘人伦关系中的行为规范，是建立在血缘亲情、朋友情义、社会人情和封建国家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一种道德精神。”［1］其实质是建立在道德主体人格基础之上的。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仅局限于地缘范围之内，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社会主体的地域，地域上的远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因此，在以血缘、地缘和人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里，道德主体是否信任他人往往取决于社会主体对他人道德人格的判断，人们信任那些被自己认为品德良好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传统诚信是一种人格诚信。

　　2.以道德主体的情感为标准

　　传统诚信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人们的伦理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体现着温情脉脉的情感至上色彩和极为浓郁的人情味。在以家庭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则更加强化了以情感为支撑诚信观念。这种植根于人与人相互信任土壤之中的诚信，在人们的现实社会互动过程中，能否做到诚信往往依据道德主体的道德感。由于主体诚信行为缺少功利要求，所以外在因素难以影响这种行为，主要依靠社会主体的道德情感来决定。这种出于情感的诚信往往是非常主观的，人们容易对那些自己喜欢、感激、爱戴、尊敬的人做出承诺。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2］因此，判断他人是否具有信任度的主要标准是道德主体道德感。

　　3.以道德义务为本位

　　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诚信思想虽然体现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诚信关系，但由于其植根于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封建等级制度，诚信的第一要义就是对封建王朝的“忠”，因而其意义是狭隘的，它并不是基于人际关系平等的诚信。况且，诚信要屈从于封建的道义，这也是“三纲五常”的要求。所以，传统诚信很多是不对等的、非自愿的，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纲”恰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纲是网上的大绳，常语云：“提纲挈领”，提起网上的大绳，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网。纲具有主导的作用。直言之，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君、父、夫均处于统治地位，前者拥有支配后者的权利，而后者只有听命于前者的义务；对婚姻忠贞约束也一样，只有弱势者的信用义务，而不是双方的共同义务；在“长幼有序”中，兄长、姐姐较弟弟和妹妹也往往处于优先的地位。因此，我们说传统诚信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要求不是对等的，它是一种具有等级性的义务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