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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中的“立人”教育思想浅析

时间:2015-03-17 11:20 点击:
摘 要:众所周知的鲁迅是一个顶着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光环的知识分子。但是一个完整的鲁迅远不止如此,鲁迅还是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教育贯穿了鲁迅先生的大半个人生。通过教育、启蒙一直实践着他立人思想。 关键词:鲁迅;教育;立人 1840年鸦片战争
  摘 要:众所周知的鲁迅是一个顶着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光环的知识分子。但是一个完整的鲁迅远不止如此,鲁迅还是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教育贯穿了鲁迅先生的大半个人生。通过教育、启蒙一直实践着他“立人”思想。
  关键词:鲁迅;教育;立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这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陷入了落后被殖民的境地。鲁迅先生的青年时期又恰逢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亡国灭种的耻辱危机几乎笼罩 在每个人的心头。志士仁人们都在历史的严酷的考验下救亡图存,纷纷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在“别求新声与异邦”的时日里,先生找到了“立人”这个药方。
   先生的立人思想体现在写于1907年和1908年的五篇文言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之中, 而集中阐发则在《文化偏至论》之中。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说“立人”是救国、兴国、和立国的根本,要“立人”必须先去解放个性和释放心灵做到“尊个性而 张精神”。
  在先生的小说中,一个人往往越是清醒、超前、独立以致超脱大众,越是为社会所不容。在被民众的不理解或故意不理解的情况下最终被 “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所扼杀。如《狂人日记》、《孤独者》、《在酒楼上》、《长明灯》就是秉持了这样一个范式。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先生对精 神、个性扼杀的深恶痛绝和先生对国民精神改变的期待。
  在鲁迅小说里,不论是狂人、魏连殳、吕伟甫还是祥林嫂,他们面对着的是一个社会、一个集 体、一个看不见的“无物之阵”。在这个“无物之阵”中他们被一点一滴地消磨着,直至被磨灭。像如吕伟甫这类善良、温情、有才、富于理想的人,却穷愁潦倒, 几乎落寞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现实社会的荒唐与横逆让他们的精神和个性全部沉寂,取而代之的只有压抑、落寞、颓唐。带着这种痛,先生在《长明灯》中不得不借 用“疯子”的口说出“我放火”来发泄自己的恨。《孤独者》最后的“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 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不就是先生对麻木国人精神的哀恸吗?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后,鲁迅一路走来。行走在世态炎凉的人性的荒漠中,见了太多“世人的真面目”。庸众精神之麻木使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改变 精神”便成了“立人”的首要任务。?然而由谁去“立人”,去改变国人的精神呢?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提出了“精神界战士”这个概念。他认为要实现“立 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战士”。因此他发出了“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焦急而痛苦的呼唤。《呐喊·自序》里那“在寂寞里奔驰的 猛士”、“铁屋中大嚷的人”也就是“先觉者”,他们就是“精神界战士”的代表。只有他们不断的“大嚷”、“不惮与前驱”才能挽救在铁屋中这“许多熟睡的人 们”。
  “精神界战士”不但是先生对改变国民精神的一大认识,也是其立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摩罗诗力说》里的“致吾人于善美刚健”、“援 吾人出于荒寒”便是“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和任务,作为“先觉”的他们应是“人国”的建立、民族的觉醒、精神的改变以及人主体和个体意识确立的推动者。 “人国”的建立需要他们唤起民众,引导民众,将“先觉”的思想意志广播于大众,使广大民众从昏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中挣脱出来,实现人的解放、精神的解放、个 体的解放。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里的夏瑜、《长明灯》中作为主人公的疯子,都注入了先生“精神界战士”的理念。他们身上都散发着先驱 者的气质,背着毁坏铁屋子的使命,担负着摧毁旧秩序的任务,承载着建立“人国”的希望。他们精神独立,思想先进且自由个性,与庸众,与维护旧秩序者对立, 是清醒的先觉者和启蒙者。他们“立意在反抗”,反抗“众数”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制。他们用实际行动反抗被称为“社会公意”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 团”。他们是“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永远反抗者,是坚持在没有路的地上走出路的探索者、实践者。就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尽管自己随时都有着被吃 的可能和危险,仍不抛弃不放弃。在死亡面前,狂人依旧“不惮于前驱”,劝吃人者不要再吃人,企图换回吃人者从未归位过的人,点燃他们麻木的精神,照亮吃人 者觉醒的路。然而,“精神界战士”的宿命是注定了的孤独、不被理解和不被容忍。“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1]是他们已定的结 局。他们甘愿为“爱我者”牺牲,愿意“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一心想用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为未来建立一个精神自由,具有独立个 性的人国。
  然而,就如先生所言:“希望是付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2]“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带着启蒙使命的沉重和渺茫,他依旧“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4]用自己启蒙和教育的实际行动佐证着传统士人的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 第49页
  [2]《记谈话》,《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续编》第359页
  [3]《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第485页
  [4]《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华盖集续编》第130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北京:北大出版社 1999年版
  [3]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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