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的民俗意蕴(2)

　　（五）“神巫”、“傩神”——湘西民间信仰的体现
　　小说有许多表现湘西人民对傩神的崇拜。如《长河》中老水手想起了本地常见的“旱龙船”：“条案大小一个木架子，敬奉有红黑人头的傩公傩母，一个人扛起来三山五岳游去，上面还悬系着十个命大孩子的寄名符，照传说拜傩公傩母做干儿子，方能长命富贵。”
　　除了傩神崇拜，神灵崇拜在小说中也很普遍。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说《龙朱》：“使龙朱生长得如此壮美，是神的权力，也就是神所能帮助龙朱的唯一事。”
　　（六）“民歌”、“俗语”——湘西民歌习俗的体现
　　唱歌是许多少数民族必不可少的爱好。作者写入《神巫之爱》里的那首“神巫之歌”，大概就是代表作。
　　除了唱歌，听戏也是人们的重要情趣。《丈夫》中丈夫去看媳妇，媳妇从岸上回到船上时给他带回一把胡琴，丈夫高兴的拉起《孟姜女哭长城》。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在语言方面运用了许多俗语、方言，有许多口语化表现，通俗易懂。在乡土小说题材中，沈从文用当地人的口吻塑造人物，就如《柏子》中船妓与柏子的对话，柏子问妇人昨晚有人来没，那妇人开口便骂道：“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
　　沈从文的小说也有许多是从佛经故事或者童话改编而来，如《阿丽思中国游记》就是改编自《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三、文化功能——沈从文小说民俗叙事的意义
　　（一）文学发展
　　1、文学创作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沈从文都立足于小人物、小环境的普通生活，这也是他的文字总能保持新鲜活泼的原因之一。在《水云》中，沈从文就声称：“我是一个得以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7]
　　这种民俗叙事视角影响了当时许多作家的创作，在司马长风的《论沈从文小说的创作中》，他就这样说道：“虽然，沈从文的第一流作品，到1929年以后，即到三十年代才出现，但是他的初期作品在当时仍属鹤立鸡群，大部分诞生期和成长期的作家，都望尘莫及。”[8]在西方，沈从文的研究已经有七十余年，在罗曼的《读过了边城》一文中这样写道：“作者有他独创的风格，有他个人的笔力，认识怎么样，是绝对不会为别人所模仿的。”[9]
　　2、文学思想
　　沈从文自己惯以乡下人自称，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10]在《答凌宇问》中他也说：“写都市，我接触面较窄，不易发生好感是事实。”[11]当问到他的一些作品中是否有人生莫测的命定论倾向时，他说：“我没有那么高深寓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的习作中找寻人生观或者价值观。”[12]
　　无论是乡土小说还是都市小说，他的这种“文学贴近一般人生，在俨然俗气的情形中发展”的文学思想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坛来说，都是一种开拓。吴晓东在《长河中的传媒密码》的开头就这样写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中传达出浓郁的本土气息的莫过于沈从文的作品。”[13]
　　（二）民俗学发展
　　1、对普通读者来说
　　沈从文早在1935年在《给一个读者》里就谈到：“应从别人的作品上了解那作品整个的分配方法，注意他如何处理文字如何处理故事，也可以说看的应深一层。”[14]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读沈从文的小说，在获得一定文学享受的同时，也能了解到一定的民俗知识。
　　2、对民俗学者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实现了他做一个“地方风景记录人”的愿望。对从事专门民俗研究的学者来说，沈从文的小说对湘西地区的民俗文化有许多直接描绘，这些为民俗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
　　（三）作者自身发展
　　林蒲在《沈从文先生散记》中曾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沈从文收到左的或右的打击。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总是默默地固执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15]但孤独和寂寞也让他发现了真正的自己。
　　结语：沈从文的小说作品，对在除文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如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都有重要意义。他的文字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就像坐在翠翠爷爷的渡船上，听着夜晚船妓的歌声，让我们在品读中了解独特的民俗风光，体味生命的细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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