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知青小说中，除了李小琴这样欲望化的女性之外，也存在另一类女性形象：成长中的少女。她创作的“雯雯系列”小说中都有一个天真纯洁、敏感多思，对爱情、对生活、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和热烈的希望的少女形象。少女成长之中的孤独敏锐的内心世界在此成为与现实社会相隔离的窥看黑暗现实的一面镜子。

 

　　小说《广阔天地的一角》讲述了一个十六岁的女知青雯雯的内心成长史，起初她以纯洁真诚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一种孩童般的简单的思维和复杂、污浊的世界触碰时，她内心的困惑不解自然产生，于是书信这种内心独白的方式就成为组织小说叙事的主要话语形式。书信假设了一个读者，使写信者成为真正的言说主体，也就是说书信中的一切都是在写信人的价值观笼罩之下的。小说中的雯雯和荆国庆，一个天真单纯、阳光向上，一个老于世故、玩世不恭，他们的书信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读现实的方式。雯雯给妈妈的书信中，多次提到“不明白”“想不通”，小说正是通过少女的懵懂无知反衬出“文革”政治文化的虚假以及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相互背弃的关系。当雯雯意识到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背后隐藏着龌龊的利益交易时，内心的幻灭感由此而生。

 

　　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中，也有一个少女雯雯。“文革”政治运动在当时还是小学生的雯雯看来是新鲜、神秘而略带恐惧的生活经验：她看到一个阿姨被红卫兵剪了裤子的窘相;她感受到街上换了新气象，商店招牌都换了“四新文具店”“灭资五金店”等新名称;她在斗争会上看到一个女老师被剪了阴阳头批斗，内心极度恐惧;学校的阶级斗争影响了她和好朋友的关系;等等。由于“文革”，雯雯上大学的梦想成为泡影，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地离开上海，插队到安徽农村，但却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她在村民眼中始终是一个迟早要走的“外人”。她选择以招工的方式逃离农村来到县城，然而这又为她日后回上海带来各种麻烦。回到上海之后，考大学的制度障碍取消了，但雯雯根本没有参加考试的知识储备，她不得已只有到街道的生产组工作，枯燥单调的生活让她觉得上海反而不如县城。荒谬的时代中，雯雯一次次的人生选择不是与历史发展的步伐错位，就是与自我理想中的人生路线相差甚远。

 

　　“雯雯系列”小说采取了青春成长的主题模式，以少女的姿态和心情品味社会历史的宏大变革，突出少女在极端政治环境下精神主体形成中的痛苦和困惑。在此，政治不是口号宣传，不是思想论辩，也不表征为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渗透在敏感多思的少女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之中。“文革”政治运动就是这样规定着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历史事件不是惨烈的、悲壮的、戏剧化的，而是以平凡世俗的形式存在于普通生活中，渗透在现实的考量和功利的算计中。“文革”虽然只作为叙事背景而存在，但是它同时无处不在，小说对“文革”历史的所谓淡化处理，恰恰揭示出“文革”政治话语影响中国社会的强大力量。小说中对女性生活的叙写虽然细碎详尽，却不颓废哀怨。在作者看来，正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认认真真的对生活的追求和思索变革了现实，平凡的生活孕育着改造历史的希望。如作者所说“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生活）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养英雄的生计，是培养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②

 

　　王安忆知青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构成了“文革”反思，书写历史的女性视点。一方面，女性作为性解放的主体出现，成为反抗“文革”政治文化的觉醒者和拯救者;一方面，女性的日常生活话语空间的形成，将平凡女性的“小历史”嵌入“大历史”的叙事之中，成为反观宏大历史的镜像。这使王安忆早期知青小说的“文革”叙事突破了既有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既定模式，使历史反思获得了一种生活化，感性化的方式。

 

　　① 王安忆：《王安忆中篇系列小说：岗上的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

 

　　② 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10月26日。

 

　　参考文献：

 

　　[1] 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N].文学报，2000-10-26.

 

　　[2]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3]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女性主义经验批评的中国诗学定位[J].文艺研究，2012（3）.